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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①墨洛温（Merovee），法国第一个王朝，从五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

顶红帽子①。”“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亏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①戴红帽子，为参加革命的意思。

十一　心里面的委屈

如果我们仅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便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犯错误。他和国民公会　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　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此而已。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也许还该在这里很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抱一种态度的话。

让我们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别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因为此事，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开的。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议。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给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仓促，他回答：“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跑到他们那儿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就好象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一次，他还说：

“有啥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不时作怪，确是惹人嫌，有一晚，他在一个很有地位的同行家里，说出了这些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还在挨饿呢！许多人还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我们顺便提提，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教会中的人而言，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能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救贫的品行。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该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够不象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　个工人经常在熔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丁点儿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该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会愿意去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好象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①。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避讳。我们就该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势渐哀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漠的。一八一三年②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③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④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

除了他的妹妹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频繁。有个时期，他对于第一个兄弟很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⑤。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　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有比较多的手足之情。

由此可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象他那样的人最好是不带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非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些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