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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假设，是今天的思维；那时的现实是，七个诸侯国都处于大致相同的军事技术水准，即大家都处于冷兵器时代，战争武器科技含量的高低，还不足以构成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一切也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极有可能造成一个相对“开放”和“现代”的国家，反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的尴尬局面。而这种局面在古代是经常发生的。

不过，未来的决战是一回事，现世的享受又是另一回事。齐国国君以及他们的整个集团，正在全力消受丰盈的物质。声色犬马自然不在话下，更为奇异的追求也接踵而来。齐桓公公开宣称人世间所有的享乐都已尝试过，惟有人肉还没有吃过，于是就有了易牙献子的耸人听闻的记载。君王殿阙无数，宠幸无数，却还要巡游于官设的妓院。以管仲的殷勤和智慧，集结财富的能力是第一流的，服务的周到也不会有问题。上有所好，下必效法，所以许多年后苏秦所描绘的临淄城的“盛况”，其中透露出的市民的享乐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代霸主齐桓公大概梦中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终局。他的晚年虽然仍旧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军队，却不能将自己解救出囚禁的高墙：几个佞臣竟然在宫廷混乱中筑起了四面大墙，把齐桓公囚在里面，使外界不能与之沟通。这时的赫赫霸主不仅不能威令四方，连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向一旁的妇人索要吃的喝的，妇人回答：“哪里有啊！”齐桓公竟然被活活饿死了，死后近七十天无人过问，蛆虫都爬到了户外。

齐宣王时期是更有名的“盛世”，享乐的资本似乎也更大了。当时有人对他说：世上所没有的良马和良犬，以及王嫱西施那样的绝色，如今您都有了。齐宣王要建造一个宫室，面积竟广达百亩，堂上住得下三百户，结果征调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盖了三年。齐国不仅有雪宫，还有渐台、祭台、瑶台、柏寝台等，到处都是华丽的宫殿，专供君王们游乐。

齐闵王在经历了威王和宣王的两代强盛之后，势力远在其他诸侯国之上，骄横到不可一世，竟然称帝，四处征讨，惹得人怨沸腾。这个时候稷下学宫已经完全变成了装点门面的东西，学者们如果敢于议论政事，就会遭到程度不同的贬斥，有的甚至被残酷地当街杀戮。结果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先后都离开了齐国，有的是冒着被杀的危险急急出逃的。这时候的齐国已是上层纵情享乐，下层绝望无为，国势羸弱，民心涣散。曾经强大到无可比拟的齐军，竟然在拼死进逼的敌军面前一轰而散，成了一时的笑柄。

不久前还傲慢不可一世的齐闵王，被进犯之敌一口气赶出了临淄城，华美无比的宫殿给洗劫一空，敌军搬运珠宝奇珍的大车日夜忙碌。齐闵王逃到了东部小国，最后竟然被赶来救援自己的将军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了。

接替齐闵王的人虽然又几经磨难勉强复国，但齐国的气数已经差不多了。就这样，地处东海富甲天下的泱泱大国，很快就要走到了最后的旅程。这期间的接续者也曾经图强思变，再次振兴稷下学宫，甚至把出走他国的大学者荀子又请了回来，让其第三次做了学宫的“祭酒”。可惜一切已经太晚了。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物质主义闹得沸反盈天的年代里，经过几代齐国君主毫无节制的挥霍，精气早就耗尽了；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被物质所累，被奢糜所伤，毒至骨髓，病入膏肓。就这样，在恣意放纵了几代之后，到了齐王建这儿也就该结束了，它终于永远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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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阴阳之说能解释当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吗？（1）

（见原书第八章之《阳火与阴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构成了一种最基本的表述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东方的智慧和哲学，既深奥又通俗。万物都分阴阳，都可以进入这种理论和思维的模式，从而走向思想的辨证和深刻。世人通常都认为，“阴阳”说是由最朴素最形象的自然观，走入了揭示事物内部规律的一种哲思，真是了不起的文明智慧之果。如果引用其他的理论其他的文明，完全可以不讲“阴阳”，但不讲它们，它们也仍然存在，阴和阳似乎是先于人类的认知而放在了那儿。用最直观最朴素的眼光来看，人世间什么事物可以没有阴阳呢？从巨大到微小，又如何能够没有阴阳的呈现呢？

在我们已经了解的西方文明中，好像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表述。他们可能用其他的术语替代了，或者整个的思维方法就完全不同，就像西医与中医压根是两大体系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医与西医可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差异，而是集中代表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