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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精明透顶的商人出身，理财增支开源节流方面是顶尖好手，并能为推行一系列富国政策制定出相应的用人条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一再削弱。齐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由管仲料理，实际上外交与军事用兵之类大事，仍然要由齐桓公亲自掌控。油盐酱醋之类琐细交出去了，他才能有精力和时间处理一些国际问题，也有时间去享受娱乐，搞一些男女事情。齐桓公把许多宝贵时间用在了淫乐上，记载中他除了要亲幸众多的妻妾，还要到当时的妓院去游荡一番。

这是一个精力过人的国君，同时懂得大处着眼，小处眯眼，用人不疑，放手让射过自己一箭的管仲去操劳国事。这种情形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现的，而是在管仲刚刚接受任用时就是如此。管仲年纪大，他索性唤对方为“仲父”。如此称呼，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作为管仲，那就不仅是相了，还是一国之君的长辈，所以往日里骄横一方的齐国贵族也就不得不收起威风了。

由于正襟危坐的史家太多，所以有时面对一个时有嬉戏之心的国君，也就多有贬抑。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留下的口实甚多，于是也就难以确立良名。再加上他晚年的屈辱，与一生的豪业相去甚远，这也容易让后人轻薄于他。但如果冷静下来，将功过分开来看，事情也许就会稍稍有些不同。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齐桓公时代有一个伟大的相，却有一个荒淫的君。这种解释与历史的实相有可能相去太远。一国之相要有作为；离开了君的支持将难以施展；另外，君的凄惨处境，与相的许多实际政策也未必无关，二者势必是难以分扯的那种关系。他们正是相得益彰，一起兴盛、一起衰败。管仲早一步离世了，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铸定了齐国国君的未来，包括齐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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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国君的好色与好乐

（见原书第八章之《好色的国王》）

说到好色的国王，有人以为又是在说齐桓公了。其实这一次却不是指的他。国王好色并且能够自己直言不讳的，是姜姓齐国被田姓齐国取代后的另一个盛世明君，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齐宣王。齐宣王与其父齐威王，还有更早的齐桓公，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都是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的人。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有丰富的人性，还要有才能和气度、有创造力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在智者与君王之间展开的。对话的双方，一方智力超群，一方权倾朝野，这两种极为不同又极为相同的人物展开对话，必定会产生异趣。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明显的，其相同之处，是指一个对社会治理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个却拥有巨大的心智和知识，总之都是拥有“巨大”的人。以巨大对巨大，对起话来就会外松内紧，摩擦以至于冲撞起来，都会显示人的不同情怀和器局，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玩。这些话留下来，会有深刻的启迪性，对当时或后世都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当时的齐宣王与孟子有过一次交谈。孟子那会儿可能刚刚执掌稷下学宫，也可能是游学来到了稷下，反正齐宣王恭恭敬敬地请教这个名位很高的思想家，一口气谈了不少。孟子这时候已是声名远扬于诸侯列国的人物，这次来齐国，随从的车辆竟然浩浩荡荡，齐宣王都要亲自去迎接他。也有人认为孟子这次来齐，与稷下学宫的那些“上大夫”不同，已经是直接位列卿相，是有官爵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是以君王和学者的身份相会和交谈的。

孟子对前几代的名相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并不认可，所以他这次对齐宣王讲的是“王政”，即王道仁政，这里的“王”当然是孔子“内圣外王”的“王”。面对孟子的治国理想，齐宣王一方面称赞这都是很高的目标，很了不起的思想，一方面又装出一副颇为自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搪塞孟子。他说自己要贯彻落实这些思想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就因为“寡人有疾”。他说我这个人啊，有毛病啊，然后就历数了自己的几大毛病：好乐、好勇、好色、好货。好乐一般解释为喜欢音乐，也可视为喜欢宴饮舞乐等等享受；好勇则是喜欢炫耀武力；好色自然是喜欢美色；好货当然是喜欢财富。此时的齐宣王在经历了父亲齐威王的昌盛之后，已经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了，燕国使臣苏秦所赞扬的那番话，就是对齐宣王说的。这时的临淄已是“连衽成帷，举袂成幕”了。

讲到“好乐”，齐国有“韶乐”，而且连一般市民都“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讲到“好货”，已是“粟如丘山”；讲到“好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