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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国，愈是往东，就愈是远离西周的文化，愈是一派夷地风光。而孔子是一直要恢复周礼的，他的东行，等于是离心中的那个周礼越来越远，而离无可奈何的悲伤却是越来越近了。

可是面对奢华的物质，特别是以盛大的韶乐演奏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孔子又不能不为之所动。在这道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屏障面前，多思的孔子似乎没有继续东行的决心了。他有一句流布甚广的名言，即“礼失，求诸于野”。整个中原地区都礼崩乐坏了，哪里还有礼呢？于是要找到佚散的礼，也只有到四夷蛮荒之地了。这有点像今天的学人所倡导的“民间”学说，将再造的生机寄托于边缘，而不是高高的庙堂。依据这个观念，那么莱夷恰好属于四夷之一，那里真该贮藏有孔子寻觅和推行的礼啊。于是我们就更加企盼那辆不倦的木车能够一直迎着海风往东驶下去了。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2）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上述理由的话，那么起码有些现实的因素可能也在阻止他的成行。这就是齐国与东莱境内的一些小国冲突趋于频繁。这些小国各自为政，相互联系松散，但似乎都不愿死心塌地归附齐国。齐国随着自身的强大，对这些小国的威慑也就加强了许多，齐国与它们也就常有打打谈谈的事情发生。为了安全起见，或许有人劝阻孔子和他的弟子不要再往前走了，说那里地区冲突很尖锐，域情十分复杂等等。孔子和他的弟子会考虑这些因素，但他们心中更为明晰的可能还有其他，比如夷人与周礼的关系。他们怎么会相信东夷之东，那个完全的化外之地会有礼的存在？不仅没有礼，就是齐都目前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其责任还要东夷人来负呢。那里是幻象频生的怪异不测之地，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是没有西周的礼。东夷没有礼的渊源。关于那里的一切，最好还是交给想象，而不是一次实际的探求。让自己的木车在东部最边缘轧上一道辙印，这大概还为时过早吧。

于是历史就错过了这样的机缘。直到今天，古登州地区的人说起来还是感到深深的不满足，那就是周游列国的孔子竟然没能于百忙之中到这里走上一趟。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公。虽然当时齐东地区的莱夷人与周礼没有什么缘分，但这里毕竟靠近大海，而大海可以海纳百川啊；说不定莱夷人能让半生奔波的孔子安顿下来，为他和一群弟子端上一碗鲜美的鱼羹和白米饭呢。他们甚至想象这种当地的莱夷文化与周礼也能亲近起来，一旦这样，二者的嫁接又会生出什么来？有人说其实这种嫁接早就发生了，比如在齐国都城临淄，那里靠近鲁国，孔子的思想比他本人早到了许多年，不少人也会说几句“仁义”，说“礼义廉耻”，可那又怎么样呢？临淄是结合的典范吗？这后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齐国的文化与鲁国还是差异巨大的，鲁国的文化就像其国家的弱小一样，在齐国根本就扎不下根来。齐国的一切仍然是以莱夷文化为主导的，它的文化如同它的物质一样，有一个半岛作为繁衍生长的基地，正在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

那一次孔子没有继续东行，一生也就再无机会去看那个海雾弥漫之地了。他年纪大了，再也不宜于远行了，这时正好他的母国鲁国的当政者怀念起他来，让人将他隆重地接了回去，并封他为受人尊敬的“国老”。从此孔子以这个身份多少参与了一些国事，并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和编纂典籍，给我们留下了现在的《五经》。他还在晚年接收了更多的弟子，所有弟子加起来大约有三千多个，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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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谁更强大？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方与西方》）

在当时，人们的地理文化视野还没有充分打开的情势下，东方即齐国，西方即秦国。这二强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大戏落幕前的两极。两极文化差异巨大，民俗民风和治国理念一大沓子全都不同。在春秋战国的几个历史阶段中，这两极都有过此消彼长的不同运势，它们各自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起伏伏，一会儿好得称兄道弟，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国与国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毕竟是在人性奥秘的大范围之内演绎的。两个国家就像两个人，或交好或反目为仇，都是正常的事情。

齐地东抵大海天尽头，而秦国处于最西部，二者相距遥远，它们之间直接摩擦的机会很少。但是挟在二者之间的国家却要频频变动和移位，这些国家的屁股坐在哪里，与东西两个大国干系甚大。所以这两个大国就不能抱定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