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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与做官，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确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已进入20世纪，接受###、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已被切断，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硬要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混为一谈，这或者是观念上的落后，或者是别有目的，就不在我们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5）

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们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不仅高于一般百姓，甚至也高于一般干部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是被改造对象，毛泽东动辄就让他们“洗澡”、“脱裤子割尾巴”，使他们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而他们的子女，处境比他们本人更糟些，他们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对待，比他们的父辈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娇生惯养”，“清高自大”、“只专不红”几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普遍存在着要背叛家庭的意识，其中一些人“与工农结合”，做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比一般青年更为自觉和迫切，这是“###”前知识分子子女的一个特点。

这些人的子女，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的确占据优势，所以考不上学的人数，相比其他子女要少些，在“###”前便已上山下乡的是很少数，但社会上既然认为他们能够参加体力劳动最为难得，所以在60年代初，对这些知识分子子弟下乡的宣传，曾一度是舆论的热点。

北京最早树立的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儿子侯方兴。侯方兴于1962年初中毕业，与百余名同学一起分到位于京郊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当时年仅16岁。侯教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的儿子能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在宣传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一年后侯教授夫妇在报刊上发表了名为《喜看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一年》的短文，与后来那些充满革命辞藻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是相当平实的，只是以父母的口吻谈到，孩子当初报名，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短短几个月，却从贪玩的孩子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中国青年报》，1963年10月12日；另见《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线》，《北京日报》，1963年5月10日。

如果说对侯方兴的宣传，更多强调的是教授送子下乡这一主题的话，那么与此同时甚至更早的陈嘉鲲，更多的则是宣传他本人。陈嘉鲲也是教授之子，他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据说他本来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学习历史。陈嘉鲲1961年于广州市六中高中毕业后却未考上大学。当年9月，他随广州市“大跃进”之后最早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到中山县的平沙农场落户，他最初在青年队劳动，后来到畜牧队饲养奶牛，两年间没有怨言，不怕脏累，干得很有成绩。一个著名教授之子当了最为人所不屑的平凡的饲养员，这是个大有文章可做的题目，各报曾以《来自书香门第的新农民——教授的儿子陈嘉鲲落户农村》、《教授之家新“秀才”——记落户平沙农场的高中毕业生陈嘉鲲》等为题对他进行报道，陈嘉鲲一下子就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1963年7月30日；《羊城晚报》，1963年7月22日。

不过，除了侯隽以外，他们都没能成为全国级的知青明星。1964年以后，更是连陈嘉鲲这样等级的典型也未曾树立过，这显然是因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在宣传导向上所作的调整。即使是对周恩来亲手树立的侯隽，也曾有人以她父亲有些“问题”为由，对大张旗鼓地宣扬她，提出过不同意见，更何况别人了。

（四）普通市民的子女

我们按照当时青年的出身来讨论知青的结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情况不可能按照出身划分，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普通市民子女。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6）

“###”前的下乡知青中，占据大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又没有门路在城市就业的普通市民的子女，其中包括国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小工商业主的子女，当然也不乏“红五类”。他们也有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热情，但总的来说，却既少干部子弟的使命感，也少知识分子子女的浪漫，他们下乡的动机大多是很实际的。

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难，急于为家庭减轻负担。这类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