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的内容，你读不读，那是你的事了。泊萨博士也表现出相当的敌意。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动担任了综合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专业不是国际商学，但却主持了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和综合考试。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

考试前的复习是极其艰辛的。因为学习的紧张，我整夜地失眠，无法入睡。我开始掉头发了，每次淋浴后都在浴缸里发现很多头发，睡觉起来枕头上也是散乱的头发。我猜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但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幸好这种现象在我通过考试后就停止了，否则我今天就是秃头一个。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考试日期。博士综合考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闭卷考，在考场里举行，五个小时内要交卷；然后又是开卷考，考卷带回家去完成，但要在收到考卷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交卷。当我把完成的考卷交上去时，是大脑裂开的感觉。　而考官们在收到考卷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完成审阅。两天后，我去找系主任询问考试结果，他没有直接回答，面露难色，只是告诉我；考试委员会决定增加考试题目，我还要在解答额外的题目。结果，又拿到了一张考卷。在最后交卷时，人都几乎要瘫掉了。但我通过了考试，也就是说进入了博士论文阶段。　——考卷评定是一个闭门操作过程，我无法知道教授们是如何讨论的，但我相信系主任利用了他的影响力，使决策过程产生了有利于我的结果。 我深陷在苦海中，而且是苦海无边的感觉。但转机最后出现了——崔教授的终身教授申请被否决了。

终身教授待晋的位置（Tenure　Track　Position）是“上或走”（Up　or　out），所以他必须离开宾州大学了。　秘书璐比过去对他毕恭毕敬，在他将离开时，却暗下在幸灾乐祸。她私下告诉我：你无法想象他对我的粗暴无礼，我是为了这份工，在默默地忍受。　崔教授的确是不同凡响。按规定，没拿到终身教授，还可任教一年。就在那最后一年，他也要把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他走后那学期，我上课的班上有个学生，三番五次地询问我，她能否及格。那种惶惶不安使我奇怪，因为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最后她才说出来，她是重修这门课了，上学期她上崔的课，但没有及格。不仅是她，而且很多学生，据她说是大多数，都没有及格。难怪乎，她已成了惊弓之鸟。　我几乎都不相信。美国老师一般给F（不及格）成绩很谨慎，因为这会把学生的平均成绩（GPA）拉下来，而这平均成绩对学生非常重要，它将决定学生申请财务补助的资格，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但这在我与系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没有办法，谁若是擅自改动教授评定的成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崔教授的离开改变了系里的气氛，也改善了我的处境，特别是我与泊萨教授的关系。我对他表示出极大尊重，热情积极。他有时盛气凌人，我以平常心待之，并主动与他多沟通。我的努力化解了他的敌意，他对我的态度变了，变得友好了。

——在处理与泊萨的关系中，我也有了新的体会：面对敌意的环境，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以乐观的态度待人，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善意的回应。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了我母亲，她只说了一句话，却是高度的总结：“俗话说，拳头不打笑面孔。”　后来，泊萨教授还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也想帮助我。但说实话，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兴趣是新崛起国家（New　Emerg　ing　Markets）的股市行为，而我的研究方向是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这是国际商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崔教授和奈教授的领域。我的学习曾受惠于他们；　可在他们离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博士论文是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我把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应用到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使其在实证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已意识到我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我为自己的突破而激动万分。虽然泊萨教授是我的导师，对我的研究不是很懂，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坦白地说，他对我也没有信心。　所幸的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另两个成员，经济系的邦德教授和会计系的麦克尤教授，都是资深教授，对信息经济学造诣很深，也给予了我很好建议。我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极大启发。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所以不会为我的研究费更多的心思。但是，他们的智慧见地，他们对我论文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此过程中，我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但也走过弯路。那时我全心投身于研究，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