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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书上，有四川父老的证明，有洋人的证词，可以说证据确凿，不容梁启超不服。

此外，各地同情刘存厚之声音此起彼伏，如此刘存厚怎么可能遭到什么实质性处罚，战场上，士兵出于义愤，又能怪谁呢？

此时段祺瑞虽然已经掌握北京政局，由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而自己则就任国务院总理。

但是黎既去职，党人失主，势不能无所觖望，于是唐绍仪、汪兆铭等，同诣上海运动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否认国会解散后的政府，即于七月二十一日，宣告独立，并且率部南下广东，以与早独立与中央的广东督军陈炳坤会合。

段祺瑞、徐树铮等人也纷纷接到吴光新的密电，电文之中好像有川军鼓噪有利知情者作证，有为刘存厚开脱之嫌疑。

但是，在证词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位洋人证词，要知道，这两个乃是英法驻成都临时代办，即使段祺瑞、徐树铮有所怀疑，也不敢得罪洋人。

另外，杨兴好像与刘存厚达成某种协议，杨兴全力保证刘存厚安全，而刘存厚则全力支持杨兴统一四川军政令。

看到这里，即使段祺瑞想追究刘存厚责任，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知道，在应对护法运动，段祺瑞也早如热锅上蚂蚁，坐立不安。

要知道，此时段祺瑞虽然经击败张勋回到北京，以共和再造的功臣成为民国总理，但是为了保证自己武力统一中国得以实现，段祺瑞竟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

在广东，孙中山等人通电反对，正准备积极护法，段祺瑞采纳徐树铮的意见，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

此举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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