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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

。　想看书来

伦敦口译员　第三章（1）

“我可以打开车窗吗？”我大声问来载我的白人司机弗雷德。

弗雷德娴熟地开着蒙迪欧轿车穿行在周五晚上繁忙的车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轿车后座软垫上，心情因解脱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开，兄弟。”他大声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锐堪比针尖，立刻就从口语用词“兄弟”听出了英国公学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纪差不多，开车时很是沉着镇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摇低车窗，任夜晚的暖风吹拂。

“知道我们去哪里吗，弗雷德？”

“南奥德利大街尽头。”他以为我担心车速太快，便又说，“别担心，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里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没在担心什么，我只是很惊讶。迄今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厅的机构总部会面。那里有很多走廊，犹如一座迷宫；走廊地板上铺着地毯，砖墙则刷了绿漆。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周围由手持对讲机、身着灰黄制服的警卫守卫着，戒备森严。屋内墙壁上挂着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儿与爱犬的彩照，彩照间点缀着颁发给七橡树合唱团的镶有金边的奖状——合唱是他的另一爱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征召我来接受一个自称“语言审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试。面试之后，也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安德森先生先是对我一番训诫，这他以前一定已经做过上百次了；然后拿给我一份预先输入内容再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最后当我在表格上面签完名后，他就向我宣读了《政府保密法》及众多吓人的惩罚规定。

“现在你不会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说道。他说话的语调让我不禁回想起麦克尔修士的声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们告诉我的都属实的话，你就是我们部门里最最能干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