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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项再不能随时应付，尚可问耶？至道署精兵之经费，船工之赔垫，以各前任捐摊，每年须五六千两，此职道己事，不敢哓渎。惟各属情形，为全台休戚所关，既有所见，不敢不据实直陈。为保全地方起见，非谓见好属员，轻议纷更，喜事多言，上烦廑念也。此心无他，谅蒙涵鉴。”于是督抚议奏，岁由福建协济，财政稍裕，而官民亦相安无事矣。

台湾之钱，多自各省运来。旧志引《海东札记》，谓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文贯之，长不盈尺。相传初辟时，土中掘出古钱千百瓮，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家童于笨港海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毕竟邈与世绝矣。按笨港古名北港，为宋时海舶通商之口，颜、郑入台，亦由此道，故府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言也。惜其所称古钱，不载年号。汉欤，唐欤，将近代欤，其详不可知已。永历二十八年夏，延平郡王经命兵都事李德赴日本，铸永历钱。而日本以与郑氏有婚姻之好，岁以宽永钱相馈。其后人多熔之，以作钟鼎之器，至今始绝少也。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夥，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象，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三十七年，台湾改隶，始用清廷制钱，而纳税者以纹银权以两。然银有炉火之耗，有贴水之费，凡纳洋银者，每两例加四钱。然后以元宝解省，藏藩库，台有所需，乃请而发用焉。熔铸之繁，押运之缓，奸吏上下其手，借饱私肥。而市井之流滞不计也。

初，清廷诏禁前代旧钱。诸罗知县季麒光上书大吏，略谓：“台湾民番杂处，家无百金之产，各社番人，不识银等，其所买卖，不过尺布、升盐、斗粟、斤肉，若将旧钱骤禁，势必野绝肩挑，市无收贩，茕茕小民，实所难堪。窃思功令不得不遵，而民情不容不恤。查漳、泉等处，尚有老钱金钱，未尽革除。况台湾两隔重洋，实非内地可比。古者一道同风，必俟三年。今台湾声教虽通，而耳目未尽改观，性情未尽孚感，又非如郑氏之时，兴贩各洋，以滋其利。若一旦禁革，不特分厘出入，轻重难平，且使从前之钱，竟归无用，民番益贫而困。敢请俯顺舆情，暂行通用。新铸之钱源源而来，则旧钱不禁而自绝矣。”已而内阁学士徐乾学亦奏言：“闽处岭外，听民兼用旧钱为便。”从之，乃罢其禁。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奏请台湾就地铸钱。部颁钱模，文曰“康熙通宝”，阴画“台”字以为别。当是时，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铸钱，唯台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故不行于内地。商旅得钱，必降价易银归。铸日多而钱日贱，银一两至值钱三四千，而给兵饷者，定例银七钱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贸易，每生事。总兵殷化行屡请停铸，当事者不从。及调镇襄阳，入觐，力言台钱之害。旨下福建督抚议奏。三十一年，始停铸焉。

乾隆四年，省中以台湾钱贵殊常，从前通用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前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余文，兵民交困。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丰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其后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其所也。

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之银。又销旧炮铸钱，文曰“咸丰通宝”，有值千、值百、值十三种。发资军饷，略得支持，事后乃少用焉。

第四部分度支志（4）

八年，许开台湾为互市。自是西人岁至，设关征税，百货厘金次第举办，入款渐多。然关税归福州将军监督，统并南、厦两口奏销，而厘金初亦不过数万元而已。当是时，各国贸易，各以其银，唯香港银为盛，重七钱二分，次为墨西哥银，亦重七钱二分，流衍遍及内地，反夺元宝之利。

同治元年，彰化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