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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他哪里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贪婪无比，欲壑难填，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比如他轻信“联俄抗日”，让狡猾的俄国人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筑路权，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叹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真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一间关了几千年的铁屋子，猝然打开，黄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读着四书五经、兼爱非攻的李鸿章一下成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大臣欢迎时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强威逼下签订完空前悲惨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七十八岁的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不止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有转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几十年来的家国离乱，直到此时李鸿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有多么重要！难以想象他即将告别人世时写下“必多一次吃亏”时是怎样的心情？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7）

§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李鸿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启超仍断言“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维新三杰”更是家喻户晓，成为维新启蒙的精神导师。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明治维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关心，把国家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国家精神、进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维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反观晚清，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朝廷大员仍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清流物议，飞短流长，惟恐李鸿章独抢风头。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把持临朝，因循*。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李鸿章犹如“鹤立鸡群”，但却孤掌难鸣；被日本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水涨船高”，扬帆远行。

那么，假如伊藤博文主动找上门来“传经送宝”呢？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维*人的积极运作下，下野后的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京师盛传光绪皇帝要聘请这个外国人做客卿、当顾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斥拱手让人”。慈禧又惊又怒，如临大敌，立即从颐和园匆匆赶回宫中，不但严格审查光绪会见时的问答底稿，还躲在勤政殿后秘密监控。光绪虽然话到嘴边，可哪里还敢乱说乱动，问了一些“贵侯于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废话，十五分钟便草草收场。伊藤博文本来盛赞中国变法之伟业，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见此情景，心如明镜，兴致全无，失望而去。这位最了解李鸿章的老对手后来感叹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