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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以中石油这一天A＋H收市后的总市值计算，中石油已成为全球首只市值达1万亿美元的公司，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公司，比全球第2及第3大市值企业——美国埃克森美孚及通用电气的总值还要高。

显然，中石油所创造的纪录是空前的，我们只能用泡沫来形容。在2005年年初，沪深两市流通总市值仅区区万亿人民币，不足1500亿美元。即便在经过接近两年大牛市的烘托下，以及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疯涨为中石油回归A股所营造的完美氛围下，这一盛况仍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在超过50倍市盈率的哄抬下，中石油的总市值超过了俄罗斯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中国的石油资源远不及俄罗斯丰富。

中石油的亮丽表现无疑是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才可能发生。这构成了正面的解释。实际上，在战后的日本、德国，甚至整个西欧，以及稍近的中国台湾、韩国等地，都出现过本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价格高涨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似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经过一段急躁的时期，才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平稳增长路径。这意味着，中石化所代表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先例。然而，这个过程会因中国庞大的规模而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风物常宜放眼量。如果把中国当前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正处于青少年向中年转变的关口：　问题多多，桀骜不驯，在活力四射的同时，也极有可能误入歧途，遗憾终生。要成功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同样需要立足长远，着眼于大局，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水平，而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科学而综合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

首先，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在紧缩通道中运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升值压力，是所有新兴国家跨入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谨慎处理的大局。本币升值过程的流动性输入通常会对国内的物价尤其是资产价格造成压力。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的施行理念不同，不同国家的资产价格扩张的程度有很大区别。

日本和德国是经常被引为经验教训的两个正反例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综合的资产价格指数（扣除一般物价上涨），日本在1970—1985年期间取几何平均的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985—1989年期间放大到17％左右；德国（前联邦德国）在1971—1985年期间，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985—1991年期间大约为。正是在升值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表现上，两国经济的转型绩效拉开了差距，并让两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txt小说上传分享

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2）

日、德两国的汇率史显示，货币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踌躇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而言，日本银行希望利用低利率来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以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同期石油价格下降，国内一般物价水平在升值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基于这个判断，1985年“广场协议”到1989年的5年时间，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降低到％的低水平，并容忍持续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大量流动性资本不断流入到金融机构和企业中。一般物价水平没有出现明显上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就真的“消失”了，实际上流动性资本的大量增加最终转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日元升值期间，金融缓和政策是资产价格膨胀的主要推手。

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国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事实表明，偏紧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所警示。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在回收流动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直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急剧升级以前，宏观经济一直受到流动性过剩的拖累。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一直控制在二位数以内，但股价、房价却出现了幅度惊人的上涨。这种状况的货币政策背景与日本不无相似，即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仍为负，信贷规模增加迅速，货币供应保持着相当宽松的环境。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很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