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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