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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半票问题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论，我们发现萨孟武先生是以眼泪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的，使人跺脚。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看到岳父大人嫌贫爱富，设计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泪纵横。在我们乡下，夏天黄昏，柏杨夫人盘其小脚，正襟危坐在广场石凳之上，为广大农村妇女念唱本听，听众能哭成一片，声闻十里。呜呼，眼泪和艺术间的关系如果是这么单纯，我们可以取消艺术批评，只要有眼泪瓶就够啦。

萨先生的欣赏切线只切到《梁山伯祝英台》电影上，犹如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赏切线只切到《雷公子投亲》上一样。别看老妻看《雷公子投亲》哭成了泪人儿，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摇头。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流过泪，她则没有”，就说《红楼梦》“不够标准”也。萨先生骄傲地宣称，他只流过两次泪，一次为“吴凤”，一次为“梁祝”，真是“教习眼泪不轻洒，只因未到半票处”。君看过《初恋》那部电影乎？男主角金凯利先生，女主角娜妲丽华女士。娜女士拼命捧他，请他写剧本，让他跟社会高阶层人士接触，结果如之何乎？闹到最后，金先生失了踪，娜女士爱他爱得入骨，千山万水，到处寻找，终于在原来他们相识的儿童夏令营里找到他。隔着窗子往里看，金先生满脸笑容，又弹又唱，又摇又晃，男女同学围着他，瞪着崇拜的大眼，有一个少女嗫喃曰：“你看他多么英俊呀。”而这正是当初娜女士嗫喃过的话，此时另一个成名的声乐家在她的身旁曰：“他是属于这里的，他只有在这里才胜任，才快乐。”娜女士恍然大悟，惆怅离去。我想《初恋》那部电影，人人都应一观，盖萨先生和金先生有异曲同工这妙，对夏令营以外的东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剧流不流眼泪，和民族性无关，而只和欣赏水准有关。如果看了并不是悲剧，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剧，竟大放悲声，还拳打脚踢瞪着眼睛猛捧，就不对劲。夫悲剧有悲剧的气氛和悲剧的构成要件。《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只勉强加上一个悲剧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闹剧，才能为半票观众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剧，恐怕将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占了全部电影的一半（有人说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诨，还有别的啥？打诨只能破坏悲剧情绪，不能助长悲剧情绪，而且梁祝电影里根本没有萨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间只有纯洁的友情，而没有爱情，祝英台不过是轻轻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没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台也并没有殉情的准备，坟墓大开是一种偶然，如果那一天坟墓不开，她岂不是仍嫁了马先生，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哉？悲剧有其一贯的性格，靠神话介入而完成的悲剧，不但萨孟武先生“叹为观止”，柏杨先生也要“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