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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带着外国派头。

她朝海关走去，但没有人想要检查她的行李。一个瘦弱的海关人员冲她挥挥手，示意放行。于是，她不得不迎着闸口走去。红色的箱子在她身边发出比坦克还要响的声音。她觉得自己象刀一样地向爷爷飞过去，怀着满心的不忍和满心的厌恶。她看到爷爷身边的妈妈，妈妈显然是看到她了，她的眼睛和鼻子都又红又肿。

她注意到，爷爷和妈妈，都是先看她的肚子，再看她的脸。

范妮永远也不会忘记，爷爷在虹桥机场闸口惨淡的日光灯下，默默接过她手里箱子时的样子，就象圣母接过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没有想到，反而是爷爷不敢正视自己，他把自己的眼睛完全藏在眼皮底下，已经将范妮远远看到的伤心完全掩盖住了。范妮想起来，小时候，贝贝出事，公安局将维尼叔叔叫去问话的时候，爷爷就是这样沉默地站在二楼昏暗的楼梯口，送维尼叔叔和警察下楼去的。范妮甚至还记得爷爷的手，她那时拉着爷爷的手，他的手掌很软，象块揉熟了的橡皮泥，逆来顺受，任人方圆。范妮想起来，那时候，自己是很小的孩子，但也已经竭力想用自己的手包起爷爷的手。

一路上，爷爷只是护着范妮的红箱子，象个搬运工。

妈妈也没有说什么，递给范妮一包她喜欢吃的苏州话梅。一点声音也没有，范妮只看到妈妈膝盖上的裤子，一滴一滴，渐渐被眼泪打湿。

范妮默默捏着自己的护照和机票，扭过头去看车窗外面的街道，行人，被打湿的雨伞，灰色的，到处都是灰色的，带着上海雨天的无助与惆怅铺天盖地而来。她又感到那孩子的心在乒乒地跳动，大概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到头了吧。“Go　to　hell。”范妮心里对他说。

沉默地到了家，爷爷和妈妈一声不响地和范妮相跟着上了楼。家里的楼梯上还是充满了年久失修的房子的灰尘气味。范妮发现这里的楼梯变窄了，变矮了，象是个废弃的地方。这里的门那么薄和窄，象舞台上的假门。但门上还留着范妮小时候和维尼叔叔一起做的插花的三角纸袋，是用一张旧英文报纸做的，里面学着贝贝当年在他家门上做的那样，插一枝假玫瑰。范妮没想到那玫瑰竟然看上去那么丑。

妈妈跟在最后，轻轻合上二楼楼梯上的门。范妮听到斯别林锁的保险“克达”一声，被放了下来。范妮觉得，大白天将保险都放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楼下的邻居知道自己回上海。那家人他们平时不太来往，因为到底在心里讨厌他们住在自己家的楼下，他们家不干净，楼下的厕所常常有臭味。如今，他们怕人家说，王家的女孩子被人家弄大了肚子，回到上海来打胎了，平时英文说说，海外关系一大把，好象了不起，但到底没什么花头。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4）

别人竟然都不在家，甚至永远在家里呆着的朗尼叔叔也不在。爷爷这才说，叔公突然病重，住在医院，朗尼叔叔和维尼叔叔都去医院了，爸爸则去找外面的医生，简妮去上英文课。但范妮认为他们是成心避开的。

“先洗洗，就休息吧。”爷爷吩咐说，他把范妮的箱子放进她的房间，也离开了。

范妮的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充做写字台的缝纫机放在窗前，上面放着红雷牌收音机，有三道短波频率。从前，在自己的房间里安稳地做功课，看书，收音机里的短波传来美国之音的英文节目的声音，是和托福听力练习里面相似的稳妥的男声。那时候，伏在缝纫机上，两个脚踩动没有上皮带的缝纫机踏板，范妮想像过许多次自己的将来，自己将要爱上什么人，嫁给什么人，那想像是模模糊糊的，像在沙沙的短波干扰里传过来的声音一样遥远，但是充满了空中楼阁的美。在上海雨季湿润的空气里，将腿在裙子里交叠在一起，少女时代，就是这样的肌肤相亲，也能让人想入非非。范妮站在自己房间的门边，望着里面。地上的红箱子让她想起了was这个词。她竟然想，要是告诉鲁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所有的动词都要变成过去式。

范妮打开箱子，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这次她带回来的都是在美国买的衣服。她买了一些便宜的衣服，在商标上都是made　in　USA的，她最警惕不买中国出口的东西，虽然它们看上去也许比美国制造的还要合适。从衣服下面，范妮拿出一包东西来。

家里鸦雀无声，能听到不远的复兴路上，公共汽车进站的刹车声，像一个临死的巨兽在喘息。那也是范妮从小听惯了的市声。小时候，范妮曾经十分害怕爷爷也会象别人那样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