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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而言，以上生物学上的区别并不重要，它的重要性是由以下两者所决定的：一，语义学层面：“龙虾”（包括“澳洲龙虾”或“伊势龙虾”）和“小龙虾”之间在构词（符号）上存在着高度的同质性——总而言之，两者都是“龙虾”，无论在词义还是卖相上，最大的区别显然只是体积的长短和大小。二，经济学层面：“龙虾”和“小龙虾”在分别被煮熟之后，两者的零售差价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异，即使未曾在餐馆花钱买吃过龙虾及小龙虾者，只要大致了解GIORGIO　ARMANI和Armani　Exchange在各自专卖店里的售价者，基本上不难读懂。是故，小龙虾在饭店里的名称除了比较通俗的“麻小”之外，也可以读成Lobster　Jeans，　Emporio　Lobster或者　Lobster　Exchange。也就是说，“小龙虾”并不是“长得比较小的大龙虾”和“大龙虾”在价值上的区别其实并不等同于“小核桃”与“大核桃”或者“小馄饨”跟“小馄饨”，同样道理，亦不可以长短或厚薄来区别一件Armani　Exchange的外套与另一件GIORGIO　ARMANI的衬衣。

鲍鱼也是这样。尽管吉品鲍、网鲍、禾麻鲍与鲜鲍或九孔鲍（包括急冻鲍，罐头鲍）在中文里皆统称为“鲍鱼”，尽管它们在生物学上的区别并不及“龙虾”和“小龙虾”那样显着，但是，它们价格以及烹饪、口感等其他方面的差异也有着天壤之别。价格昂贵、只有中国人才爱吃并且会做的那种鲍鱼，通常产于日本的岩手县、千叶县和清森县三地，此外，捕捞之后的后期制作技术，一般也只掌握在上述三地的少数专业人士手中（所谓“干鲍”者更绝非把一头刚从水里捞上来的新鲜鲍鱼随随便便扔在阳光普照的海滩上晒上它七七四十九天那幺简单，鲍鱼后期制作的主要程序为：首先将鲜鲍去壳，再以盐水浸泡，之后再经盐水煮、炭火烘焙，焙至五成干，日晒，至九成干，礼成。天气条件理想的话，完成全部的加工手续前后需时数月。虽然晒干的鲍鱼在体重上只剩下当时的十分之一，不过在华人市场上的价格却飙升了至少十倍以上。再经名厨之手，就是天价了（奇怪的是，日本人自己习惯上却并不嗜干鲍）。

至于鲜鲍，不仅产地分布较广、美国、澳洲、南非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域均有出产，价格也是非常的大众化，尽管干鲍鲜鲍都叫做“鲍鱼”。

龙虾和小龙虾，干鲍与鲜鲍，GIORGIO　ARMANI或Emporio　ARMANI，从语义学到行销策略以及消费心理，均体现出高度的同构：一，两种产品共同合法并且尊重部份常识或习俗的情况下拥有同一主语；二，拥有同一主语的两种产品在合法并且尊重另一部份常识或习俗的情况下拥有两种差异很大的价格；三，在主线产品的符号和价格继续存在并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副线产品一旦拥有，拥有者普通感到很爽——“很多名牌的二线牌子价格低得惊人，每次翻开那些精致的价签，美妙感觉都如同初恋的来临。”有女小资在网上这样写道。

这种如同初恋的美妙感觉还可以通过对以下产品的消费来获得：小灵通（“一线牌子”是GSM或CDMA手机），洗脚（“一线牌子”是桑拿），以及被亢奋地假设了无数次的超限战（“一线牌子”为电子战，诸如此类，都属于典型产品的非典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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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你的CK

新左批评家都爱对中国小资进行文本分析，频繁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各种西方品牌——例如《上海宝贝》里的CK内裤，《支离破碎》里的杜蕾斯避孕套，等等——这一大堆名词，最惹批评家生气。据他们揭发，这些名词做为西方时髦文化的符码，构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的核心，“表征了中文书写相对于西方文本来说是一种次级的文本”，是“自我殖民化的结果”，也是跨国资本“文化同质化的阴谋或共谋的产物”。名可名，非常名。名词，好在双方都不缺。

罗兰�巴特认为，名比实更令人激动。就文本分析而言，小资和他们的文本分析者其实都是“名牌/名词”阴谋的受害者。尽管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但是我也经常受到频繁出现在另一些文本中的“名牌/名词”的迫害，在那些文本中，做为名词的各种西方名牌并未散发出任何“后殖民欲望”气息，也丝毫没有小资或中产气质，倒是令人绝望地嗅出了一阵阵阴谋的味道。

哈尔滨“宝马案”一波未平，西安“宝马案”一波又起。几经波折，西安男青年###终于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