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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及学能发展，于是进一步强化阶级差异；这样便出现了阶级再生产的循环。中等阶层子女的语言能力，可以视作一种得到学校认同的“文化资本”，教育制度根本是看重并奖赏中上阶层的“精致的语言法则”。何瑞珠：《家长参与子女的教育：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阐释》，《教育学报·1998冬》第2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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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循环或再生产（2）

有关教育与社会分层方面，我国近来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刘精明与李春玲所做的研究。西方学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策努力，使中国社会分层出现了一种平等化的趋势，但是刘精明的研究表明“反分层化”的理论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是不能成立的。刘精明在《教育与社会分层》中，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其研究重点是透过个人的受教育过程，分析我国社会中接受教育的社会传承模式对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教育阶段的人的影响，尤其是考察“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同阶段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模式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学和升学机会的获得仍然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模式仍然影响着机会获得方面的不平等。刘精明：《中国社会分层·教育与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58～390页。

李春玲则把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的关系当作研究的基础，她着重分析的是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她的研究主要考察1940～2001年这60年时间里，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经历了哪些变化。她得出与刘精明的研究不同的结论，认为1949～1978年间，由于政策的影响，教育机会从极度不平等到逐渐平等，家庭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对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扭转，家庭的社会资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