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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胡适先生，我小时候在北京见过他。1949年，吴大猷先生在纽约跟我说，胡适先生想要跟我谈谈，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结果我去找了胡适先生以后，才知道，因为他在离开上海以前，看见了我父亲，我父亲跟他说，“振宁现在应该交女朋友了”，我父亲托胡适先生帮我找女朋友，这个也是很标准的当时的社会上家庭父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胡适先生说，可是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人聪明得多了，你们不需要我来帮忙。

曹：胡适先生是一特明智的人。

杨：对。

曹：那后来您跟杜致礼女士相识相恋，跟胡先生没什么关系？

杨：没有关系。杜致礼是我1944年到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的时候一个班上的学生，我当时认识她，并不熟，出国以后也并没有跟她有联络，我是1945年出国的，她是1947年出国的，1949年，在圣诞节的假期，偶然地在普林斯顿一个中国饭店里面，我又看见了她，八、九个月以后，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的。

曹：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特别高兴？

杨：我父亲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我坦白讲也有些犹豫，因为那时候，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将军，大家晓得了，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被俘虏了。我父亲，我母亲，我弟弟妹妹他们当时都在上海，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考虑，不过我父亲还是很尊重他的儿子的选择。

杨振宁说，每次他看见五星红旗在风中飘荡，就会想起毛主席所讲的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今年迎来了他获奖50周年的大庆。虽然在海外漂泊多年，但是他对中国的感情无比深厚。那么，杨振宁当年又是如何辗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和最佳拍档李政道又为何分道扬镳？

曹：我发现很有意思，您的一生，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是跟10月份有关的。按阳历来算，您出生在1922年10月1日，您的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宇称不守恒》和《规范场》两篇理论文章，分别发表在1956年和1954年10月1日出版的《物理评论》，而您获得诺贝尔奖也是1957年的10月，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一生其实跟共和国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4）

杨：我想这当然是巧合。事实上我本来并不知道我的阳历生日是10月1日，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多半的，我想国内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还是用阴历的，所以我是出生在八月十一，狗年。后来到了美国，我在图书馆里查着了一本书，才发现到那一天阳历是1922年10月1日。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杜鲁门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学生在美国得到理科、工科博士学位的人，不可以让他们回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杨振宁迫于无奈无法回到国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身体里流淌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即便他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曹：半个世纪前，就是1957年，您和李政道教授因为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殊荣，当时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杨：当我们得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当然是觉得很高兴，我们1956年所作的一个理论，能够在物理学界有这么大的影响。最使我感受深刻的是三年以后，1960年，我到巴西去访问，去做一些演讲，结果我们一到飞机场，就来了好几百个巴西的华侨，他们来欢迎我。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跟巴西的华侨界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这么多人来，而且是那样热烈，那样高兴，使得我了解到，我跟李政道得这个奖，对于他们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了鲁迅那个时代，是中国人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前途达到一个最低潮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奖使人忽然发现，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一个非常低能的民族。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这个心理。

曹：您刚才提到吴健雄教授，在当时您和李政道教授提出这个“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之后，是她用实验来证明了你们理论的正确，但最终宣布诺贝尔获奖名单的时候，当中并没有吴健雄教授，很多人为她打抱不平。我注意到她给友人的一个私人信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的努力被人忽视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受到一点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