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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为之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甚至出面组织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同学来参加活动，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只有一点：能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同学那里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他说：“在朋友漫无边际的谈话中通常能筛选出重要的信息；在中国没有熟人的情况下，你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当然消费信息的获取也往往来自朋友而不是广告。广州的访谈对象G1谈到他的消费信息来源时说到：“大部分就是朋友介绍。比如说出去吃饭，他会说，哪个地方好一些，哪些地方不行，你别去，那就最好不要去了。买车也是一样，朋友推荐的一般都不会错的。我在报纸上、电视上也看到广告，但我一般不大会相信它们，很多是骗人的。”

其二，由于社会网络沟通资源相异、权力不等的个人，因此能产生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性交换，而这种资源交换是社会资本的又一重要作用。这种交换不同于明码标价的经济交换，“社会交换带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第109页。其间渗透着情感的交流。按照科尔曼的说法，这是一张信用卡：“如果A为B做了事并且相信B在将来会回报他，这就要A身上建立起了期望而在B这一方面建立起了义务。这种义务可以被想象为一张A所持有的要求B兑现的信用卡。”保罗·F�怀特利，同前引文，第49页。在访谈中，北京的受访者B4说，他经常会与以前或现在的同事、领导和部下聚会，这种聚会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就在几年前，由于这种频繁的与上级领导的聚会，使时任医院领导的B4从老领导那里得到了计划外的几千万元的拨款，盖起了一栋大楼，取得相当出色的政绩。北京的访谈对象B3则形象地说：“在中国，人际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他说：“朋友会提供各种帮助，是日常工作的催化剂，使你多一些优势，加一点砝码。”相比之下，非中产阶层在这方面的意识就要差一些。中产阶层更善于利用社会交换为自己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多地参与应酬，更多地认为交往能够促进自己事业的进步。

其三，社会网络有利于形成个人的声望，“就像一个人的文凭和证书一样，是一种资本”。　以上内容参见边燕杰，同前引文，第2～3页。米尔斯曾经说过，社交是为白领提高自己的社会名望服务的，“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一切社会交往和办公地点的特点都可被用于此目的”。　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8页其实这一点对于中产阶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尤其重要。正如彼德·布劳所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中所寻求的一种基本报酬是社会赞同，而自私地漠视他人则使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种重要的报酬。”在访谈中，尽管中产阶层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他们不愿意与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社会阶层交往，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上层人士的褒奖在表面价值上比下层人物的赞扬更有可能受到承认”，以上两处引文见彼德·布劳，同前引书，第19、78页。得到自己同阶层或更高阶层的认同对中产阶层的名望和地位意义突出。北京的访谈对象B4发现，通过朋友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介绍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帮忙，自己做一个中转站。但他很乐意干这件事，因为这样他在朋友圈子中有了更好的口碑和声望。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6）

综上所述，本项研究再次证明社会网络规模的多少与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二是社会网络的质量与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是个人社交圈中的影响力与个人的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四是社交是否有明确的交换目的，与阶级差别有明显的联系。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是相当独特的，从中可以折射出很多中产阶层固有的阶层特点。这些特点帮助中产阶层通过社会交往这一途径为本阶层建构了一条边界，这种边界既是地理和空间意义的——如社交场所的选取，也是行动和习惯意义的——如社交活动的方式，又是心理和精神意义的——如对社交功用的认识。当然，由于中国的中产阶层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这一边界远未到达清晰的景观，但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断发展，这一边界将越发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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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1）

网络交往行为对于社会交往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话题。在中国，网络的起步时间与当代中产阶层的起步时间几乎是同时的。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