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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参加体育和戏剧、音乐、摄影等文化活动。爱读书的人如此乐于走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孤单一人时看的书给了他们信心。阅读某种程度上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对民主社会来说失去这一习惯将非常危险。”

伍尔芙认为，小孩在5岁前父母是否经常读故事给他们听将决定他以后的阅读技巧。读故事的方式也有讲究，坐在父母的双膝上听故事意味着孩子会把阅读和受宠爱联系在一起。她担心年轻人经常上网就不会深入思考词语、思想、现实和美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说：“确实，电脑没有可供小孩坐的双膝，但是网上知识和经典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让青年人触手可及。如果孩子们不推崇读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他们珍重名利，这不是电脑有某种内在缺陷。”

无行的文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新版的文坛轶事集，此前有过詹姆斯？萨瑟兰（1975年）和唐纳德？霍尔（1981年）编选的版本。新版的编选者约翰？格罗斯说新版里跟旧版重叠的部分占10％，其他内容都是新的。萨瑟兰的版本开始得更早，始于7世纪的基督教诗人凯德蒙，结束于迪伦？托马斯，格罗斯的版本的跨度是从乔叟到罗琳。

《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永远都不会出版一本军事轶事，或者工程师轶事。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职业，其从业者不会互相攻击、恶语中伤敌手。这种事只有作家们才做得出，虽然这伙专横的人对此并不自知。”需要纠正的是，牛津大学出版过一本军事轶事，此外还有王室轶事、政坛轶事。有些职业确实比别的职业更容易发生轶事，我们可以想像出一本哲学家或者医生的轶事集，但没人会去买一本银行业的轶事集。

同理，一些作家比另一些作家发生过更多的轶事。有些作家其有趣的言行本身就可以写成一套全集，比如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伊夫林？沃和奥登，还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则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轶事，比如狄更斯。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期，作家轶事才有了比较丰富的来源，那时开始有回忆录出版，谈话被记录下来。

约翰？格罗斯说：“轶事一词最初指没被发表过的东西，因为内容很轻率。拜占庭帝国的史官普罗柯比用它的复数形式指查士丁尼皇帝的秘史、宫廷内的丑闻。轶事一词至今仍有隐秘、丑闻的一面。我们认为这样的故事有助于揭露人物的性格。”

只有比较奇异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才会被作为轶事记录下来。詹姆斯？乔伊斯的美国朋友哈利和克里斯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他们让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画一幅漫画放在标题页，画好之后他们觉得不够现代，要求他画得再抽象些，布朗库西重新画了一次，只画了几条线和一个螺旋。书出版之后有人送了乔伊斯他父亲一本，老人家端详了一会儿漫画后说：“吉姆的变化比我想像得要大。”

书中充满名人会面的故事：当惠特曼遇到王尔德，当韦尔斯把萧伯纳介绍给康拉德。会面过程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二战期间丘吉尔很长时间里对作家以？伯林的身份都感到很疑惑。其实他指的是牛津的老师以赛亚？伯林，他驻扎在英国驻华盛顿特区的使馆，负责报道美国人的战时情绪。丘吉尔对他的报道大加赞赏，因而当伯林回到英格兰之后，首相的工作人员就安排二人共进午餐。当丘吉尔问他的客人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什么时，这次打一开始就令人感到不安的会面跌到了最低点，欧文？柏林回答说：“是《白色圣诞》。”

轶事都是口耳相传，因而会跟听觉有关。约翰？莫蒂默说，金斯利？艾米斯有一天说他“用锤子砸了他儿子”（hit　his　son　with　a　hammer），实际上艾米斯说的是“锤子砸到了他的拇指”（hit　his　thumb　with　a　hammer，thumb和son谐音）。

通常作家都一副高高在上、脱离大众的样子，轶事可以让人们感到文人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晚年的时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对弗斯特已经没什么益处了：因为近视，在他的朋友、女王的表弟哈尔伍德勋爵的婚礼上，他错把蛋糕当成了女王，郑重地向结婚蛋糕鞠躬。

哲学家赖尔是奥斯丁小说迷，当有人问他是否看小说时，他回答说：“看，所有六部，每年都看。”托马斯？莫尔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门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裸着身子熟睡的两位女儿的裸体，好让他决定娶其中的哪位。因为他在《乌托邦》中对婚姻的设计是“结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马不先除下鞍鞯辔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