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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是帮朋友代卖的。”

“批发返多少钱？”

“五十元。”

“操，返这么高，什么*朋友，这不耍你的嘛。”

我眨巴着眼睛：“不会吧。”

“啥不会。这货现在满市场都是，春节前这种货的确‘红门’过，但也才批四十五块，现在早烂行了，批价也就三十来块钱。”

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像被手中的烟头烫着了似的，手一哆嗦，烟掉在地上。我神色慌乱地用皮鞋后跟在烟屁股上狠狠碾了一脚。

趁大平忙着卖货的时候，我故作随意地在市场里溜达了一圈。市场里起码有五六家的床子上挂着与我同样的货，一问，批发的最高要价才三十块钱，有一家床子上干脆用纸板写着“跳楼，零售价每条三十五元，不讲价”的字样，旁边还用红墨水画了几滴眼泪。无论颜色、做工、面料还是吊牌，跟我上的货别无二致。

我真的被人耍了。我恍恍惚惚地一屁股坐在旅行包上，狠命地抽着烟，大脑一片空白。

“你快把货送回去，赶紧弄点儿新货吧。”大平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劝我。我茫然地咬着下嘴唇，像个木头人似的机械地点点头。

快下行的时候，老黄笑眯眯地走过来问：“批点儿没有？”我傻笑着摇摇头，连屁股都忘了欠一下。

“别着急，慢慢批。做生意嘛，最磨炼人的性格和意志力了。”老黄对我的麻木之举并不以为意。末了叮嘱我：“明天你可得早点儿来，咱们市场天一亮就开始批货了。”

其实，我是半个月前才认识老黄的，在一个记者朋友过生日的酒桌上。当时我正琢磨着辞职的事，可又一时不知道辞职后能干点儿什么。听身边的老黄自我介绍说他是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工商管理员时，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试试搞服装生意的念头。我这个人一向自以为对服装还是颇有些品位的。上中学时，我穿的喇叭裤裤脚有一尺宽，盖在脚面上，走过之处，地面比笤帚扫的还干净，引得全班男生纷纷效仿。教导处主任曾当众将我的喇叭裤用剪刀剪成了布条，还恶狠狠地说我让你臭美，我让你臭美！我冷笑着，双臂环抱胸前，大义凛然得像个小英雄，愣是穿着“布条”在校园里招摇地晃悠了一整天，把教导处主任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上大学时，是我第一个穿猎装和打包西服，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件紫色灯芯绒猎装，还有那件金灿灿的打包西装。这样的穿着，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标新立异。为此，我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

兜比脸干净　第一章（4）

那么，像我这样一个引领服装过潮流之人，如果去做服装生意会不会也能搞出点儿名堂，甚至一鸣惊人也说不定呢。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

所以，当老黄与同桌人碰杯时，刚随口说出一句，“光明市场有事，甭客气”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插嘴问道：“黄哥，能帮兄弟在你的地盘上租个床子吗？”老黄显然没有料到，他的一句客套话还没落地，就被人“接”了过去。老黄把一只白嫩的胖手攥成拳头状，放在嘴边轻咳了两声问：“谁用？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可顾不过来，要是你自己用没问题。”

“就是我自个用。”

“哦，是这样。”老黄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大约五秒钟，抬起头对我说：“我在光明市场是管竖街的，竖街是裤子一条街，专门批发男裤，你要是有兴趣干批裤子这行，没问题，床子肯定有，但不是固定的。谁家办休业你就到谁的床子去卖。”

“那，要是没人办休业呢？”我不放心地问。

“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只要有我在，保证让你的货有地方挂，这总行了吧。”

我兴奋地与老黄对干了一杯，问：“那你看我啥时候去合适？”

“随时，你只要头天通知我一声，第二天就可以上行。”说完，老黄掏出笔，写下了单位电话和传呼号。

我不大相信，一个小小的工商管理员会有如此大的能耐，以为老黄大概是在借酒劲儿瞎吹牛。但我还是将他的联系方式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辞职是需要充分理由的。不是对单位，而是对自己。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国家不包分配的第一年，许多人都深感前途未卜，茫然失措。所以，大家憋足了劲儿，利用实习期间的机会，拼命表现自己，以力争换取实习单位的垂青，毕业后好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所。

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小报。若是在往年，即使它主动调你你都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