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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还不能使中国人民改变，因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美国应该尽可能少地和他们打交道。

他对肯尼迪比对麦克阿瑟要更宽宏大量一些。他评论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对于戈德华特，胡佛与麦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赋予他以极大的权力，使之有机会自己试一试，而且“不要拘泥于我们的制度”。

虽然麦克阿瑟和胡佛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有着类似的见解，但是，我记得他们一次也没有互相提到过对方。起初，我以为他们彼此难得见面。但是，后来我从麦克阿瑟夫人那里得知，胡佛总统每年有五、六次邀请麦克阿瑟夫妇到他的套房共进私人晚餐。在那些时刻，我们时代两位最卓越的领导人得以坐下来进行令人神往的交谈。

麦克阿瑟之无视军队中的方针政策，并不限于对军官们的服装条例置若罔闻。军人以服从上司的训示为己职。但麦克阿瑟并不经常这样作，哪怕这位上司是美国的总统。

麦克阿瑟正确而他的上司错误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1942年到1945年期间，他带着他的军队熟练地横越南太平洋时所受到的兵员损失，远远小于美国军队在布尔格的一次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他的成功使他对来自华盛顿的命令颇不以为然。

有一次，五角大楼对他说，重新占领民多罗这个菲律宾岛屿的计划太冒险。但麦克阿瑟还是干了，并且获得成功。攻占了吕宋这个大岛以后，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又攻取了群岛的其他岛屿，在这些行动中仅损失了820人。在日本，他突然插手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改革，这超越了最高司令官的权限。

但是，他的成就却是如此辉煌，以致于后来他虽然因为犯上而被解职，杜鲁门总统对他还是无可奈何，而且还嘉奖了他。

除了他父亲有例在先外，还有两个因素对麦克阿瑟在蔑视更高的权威方面起了特别的作用。首先，从他的事业一开始，他就猜疑别的军官想攻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对盟军在法国的肖蒙司令部里珀欣将军周围的人就不信任。后来，他的主要对手则是象乔治·马歇尔这样的军官，他在肖蒙时就和珀欣在一起。

小赫伯特·胡佛这位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称这些官员们为“五角大楼小集团”，说他们只有在欧洲的作战经验，视野只局限在欧洲。麦克阿瑟认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马歇尔，出于政治方面和私人关系方面的原因，总想在太平洋地区寻隙阻挠他的每一行动。他也认为，杜鲁门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政府暖昧的亚洲政策，也使南朝鲜在共产主义的侵略面前敞开了大门。

麦克阿瑟还蔑视坐办公室的人员。他本质上是一位战地指挥官，感到他与坐办公室的人比较起来，更了解战场上需要怎么干才对头。美国的历届总统们便是最高级的办公室人员。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顶头上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相比，这些总统并没有使麦克阿瑟感到更加可从三十年代起，麦克阿瑟与他为之效力的总统们的关系都不理想，虽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引起不愉快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大萧条时期，他与胡佛发生了闻名的“退役补贴大进军”的龃龉。当时，25，000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来到华盛顿，要求给予现金补贴。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质问游行者动机何在，还亲自跑到现场，和他们对抗。胡佛命令麦克阿瑟不要把军队派往游行者们的临时营地，但麦克阿瑟不顾胡佛的命令，驱散了示威者。

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系，尽管表面上看来很恳挚，但在三十年代削减陆军和空军预算的问题上，麦克阿瑟与罗斯福意见相反，这位将军对罗斯福决定不派兵增援巴丹半岛上的美军也深为不满。在麦克阿瑟得知罗斯福1945年去世时，他对一名下属说：“罗斯福终于死了：一个人要是从来没有讲过真话，谎言对他也就十分顺耳了。”

在美国，没有哪两位领导人比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更加互相嫌恶了。早在1945年6月，杜鲁门就记下了给他自己用的一个备忘录：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对付普赖马·唐纳先生、布拉斯·哈特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他接着写道，“我们不得不让这些蹩脚货呆在关键性的岗位上，这实在是太可悲了。我不明白，罗斯福在九泉之下，为什么没有命令（巴丹半岛司令官）乔纳森·温莱特回家去和让麦克阿瑟（在柯里矶多岛上）当烈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