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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

父亲长叹一声说：

“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他突然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揪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多年来，他努力攻读，刻苦钻研。因为他看到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自己奔向光明的唯一一条路。盼望有朝一日喜悦的光辉将那凄凉的生活照亮，哪怕是一瞬间；渴望有朝一日能尝到幸福可是突然要终生委身于一个永远贫困、永无出头露日的小乡村，过着没有欢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要摒弃一切向往，摒弃那久怀于心底的、在悲怆的艰难日子里唯一给人勇气的诱人的期望啊，可怕，多么可怕！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过错？不过他觉得，当时不如一头扎进坟墓里去！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父亲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两次向财政总长周学熙递交辞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二十三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出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

“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

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伙，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地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发胀，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好似捧着一只刺猖，扔不得，丢不得，捧在手里还刺手。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词。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他望着笔架，不知拿起笔又放下了多少次，笔尖在砚台上反复濡着，放下，再拿起来，再濡笔尖，再放下在呈文上签署什么文字合适？他闭上眼睛，痛下决心要突破思维与存在的界限，超越纯粹理念与物体的范畴。通过他的眼睑、阳光是通红的。他思考再三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他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