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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去工作?”
“没有,待在家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什么时候生过小孩?”
“快两年了。”
她终于结束了问话,表情十分凝重,“我认为这是产后忧郁症,但是你还是先去化验一下血,如果不是甲亢,那么就是忧郁症,等结果出来,我再给你开药。”
为了朋友想念的镇定剂,我只好再去抽血,并预约了下次的看诊。
通常,这个诊所从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医生看,周末,是一些新毕业的还没有自己诊所的医生来间诊。
第二次,走进来另一个女医生,进门,操正宗西北普通话口音,“有什么问题?”
我一听心就一咯噔,“我来看结果。”这还用我说吗,病历上不是有嘛。
医生都没坐下,站在门口,打开病历,一下又合上了,“血项很正常,不是甲亢。”说着就往门口迈。
这就完了?不是白挨一针了嘛。我差点抱着她的腿,“医生医生!”
“还有什么?”
我像是说难言之隐一样,“上次那个医生说我有产后忧郁症。”我真是跟有病了似的了。
这个医生再次打开病历,“孩子多大了?”
“快两岁。”
“哪有孩子这么大还得产后忧郁症的。”你问我,你找上次的医生去啊。
我还是低声下气,可不能前功尽弃了,“我老睡不着觉。”准备好了,再被问一遍问题。
医生有些不耐烦,“好吧好吧,我给你一个疗程的药。”她大概觉着总算把我这个难缠的,打发掉了。我倒是想起从前在北京看病的情景,要假条是没门的,但是脸皮厚些,要点药吃,还是很容易满足的。
我拿着处方,站在大门口,啊呀,不会就此我的病历上从此就有了忧郁症的“污点”了吧,还好,幸好是产后忧郁症,说得过去。可是我的朋友是男的啊,回头再当产后给保养了。仔细研究了一下处方,应该没问题,没说是产后女性专用,这个开处方的医生就是不相信我还能得产后忧郁症。
回国去,举着“见面处方”,我到处找那个朋友,他因为正在半画展,根本没见到面,我问他忧郁症何如了,他好像听到了前世的故事。
“你那个忧郁症!”我在电话这头咆哮。
“哦。”他轻松一笑,“现在没问题了。”
这个天杀的。
等我回到温哥华,一日又去约大夫作年度体检。这回不是间诊的,是正牌的医生,上次那个诊断我有忧郁症的医生,她看见我,笑着问:“上次吃过xx医生开的药,好多了是不?!”
“是,谢谢。”我笑容可掬的。
“睡眠现在很好了吧。”
“很好了,谢谢。”她还在惦念着我的忧郁症。
后来在图书馆看了一些资料,在西方社会,忧郁症在医学,还有社会学中都是很受重视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忧郁症会导致很多潜在疾病,影响家庭生活社交生活,,丧失劳动能力,引发社会问题……吓吓,好严重的勒!
此鸡非彼鸡
单听说白马不是马,还真的没有听说过盘子里的鸡不是鸡的呢。这是新近听说的一个笑话,有个朋友最近带着孩子回家乡省亲,她哥哥请她们到当地一家饭馆去吃白斩鸡,大家坐定,听到厨房传来“咕咕咕”的鸡叫,哥哥听了很满意,频频点头:“嗯,不错,今天的鸡很新鲜呢。”朋友的女儿问:“为什么会有鸡在厨房里咕咕地叫?”那个朋友听到鸡叫也吃不下去这餐了。这可真是笑话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喝了几年的洋墨水,竟然模糊了记忆,忘了无论炸鸡、烤鸡、鸡翅、鸡胸脯,都是来自鸡舍里会咕咕叫的鸡呢,鸡不叫才怪。小朋友也真可爱,还以为所有的食物就是生于超市的冰柜长于超市的冰柜呢。我想起了一句已经过时多年的标语:虚伪的资本主义。
唉,想在北美买一只“有头有脚”的鸡,还真是出难题,市场上卖的就是去头去脚的净鸡,更不用说美味的鸡肝鸡胗了,有时在唐人家,遇上卖鸡脚的货柜,我常想这买卖是不是无本万利,反正白人的养鸡场里这些东西都是当垃圾处理的,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趋之若鹜,生怕晚了,赶不及当天的晚饭。不管在别的地方,华人多么光鲜,英文多么流利,但是到了唐人街,就立刻打回了民以是为天的原形,拥拥挤挤吵吵嚷嚷。我现在已经很理解它了,这是一种文化,本来嘛,鸡脚就是鸡脚,叫它鸡爪子也可以,但是要是端端正正唤一声:“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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