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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和蔑视人的个性的斗争作了对比。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因此,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信念。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了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在住着许多杰出学者的普林斯顿,只有爱因斯坦同时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传奇式的人物呢?爱因斯坦那巨大的声望来自何方呢?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生活的年代可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期间,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对大多数物理学家是陌生的,也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更具体地感觉到大家早在20年代已经猜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竭力勾画一幅合理的、客观的、丝毫没有任何人类中心论和神秘主义的世界国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国。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为一个想要在宇宙中发现并在地球上建立和谐王国的传奇式人物。普林斯顿的居民日复一日地观察爱因斯坦,他的衣着,他的烟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经心之中,都渗透出让人可以捉摸的历史功勋。
★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及结果的不理想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和谐的存在,也不只意味着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把握性。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着,存在的和谐能否表现为精确的几何学关系式?也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确定上述关系式的最大困难的感觉。所以,在普林斯顿散步时,爱因斯坦常说:“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爱因斯坦对成功解决问题产生疑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爱因斯坦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1942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艘飞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却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样着陆……也许能活到好时光来临并在霎时间看见某种类似乐土的东西……”
2年之后,爱因斯坦又给缪扎姆写信说:“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这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巨大的数学难题。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并有良好愿望,但我好久都没给您写信了,因为数学上的烦恼使我备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摆脱,我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时间,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阁。您瞧,我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在清醒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是病态的和愚蠢的。”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为他74岁诞辰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广义相对论刚一完成,也就是在1916年,出现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新问题。广义相对论极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场论,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种场的相对论性理论。从那时以来,我尽力寻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对论性概括,希望这个概括性的定律将是一个场的普遍理论。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概括,弄清了问题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从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观察对比的结论。在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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