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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进去，温馨地出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41年前的国庆照（2）

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出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子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