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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除了一些无能的没有道德的人一定要淘汰之外，其余优秀的人，大都有很丰富的施政经验，他们应该是行政部门的中坚人物，如果让他们进入立法部门，要他们进行辩论，来竞争胜利，实在不是用他们的长处。以您现在的地位，领导行政部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最应该留心的，就是怎么样博得立法部门的同情和支持。这个办法，却是不能不在旧官僚派以外来寻找的。旧的革命派从今以后，会分成二派，一派是纯粹感情用事的人，他们是始终不能够和您合作的，以后政府稍稍整顿秩序，严肃法治，他们一定会纷纷起来责问，但这一派人的性质，只适合搞破坏，不适合搞建设，他们在政治上的活动，一定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的人数有时多，有时少，没有规律，即使人数很多，也不可能集结成有秩序的政党。政府对待这些人，不可以用威力压迫他们，用威力压迫，反而会刺激他们，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也不可以迁就顺从他们，迁就顺从则会使他们更加骄横，他们的气焰也会更加嚣张。只能是利用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党，和他们进行公正的党争，这些人自然因为品质恶劣而失败，并不足以成为施政的障碍。而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党，则一定要从旧的立宪党，和旧的革命党有政治思想的人中求得。

梁启超和袁世凯两大强人的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让孙中山边缘化。也就是说，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通力对付反袁的革命党人，实行开明专制，让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袁世凯回复他说：“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临时约法》还没有制订，他们就要把它束之高阁，为《临时约法》的运行设置障碍。梁启超、袁世凯的往来信，决定了民初共和政治的命运。我们研读民初史料，没有发现同盟会——国民党方面，当年就有人揭露梁启超和袁世凯葬送共和政治的这一具体的政治阴谋，当然，袁世凯和梁启超派的合作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似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幻想着落实共和政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倒过来责备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破坏了共和制度，真是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如此重大的体制变迁，岂能靠运气获得？种种理论运行的假设，都逃不脱实际政治势力的联盟。不过，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能否实现，在今后的几年里留下了悬念，并不能按照他的如意算盘来进行的，袁世凯有自己的政治规划。

当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失败的迹象，甚至可以说他们也取得了胜利，尽管这样的胜利是不完美的，充满着疑惑和忧虑，但毕竟失败是后来的事。他们达到了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目的，皇权也被否定，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了一个合法的组织，革命者成了社会所歌颂的伟人。共和的制度也即将正式运行。尽管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但中国同盟会同样获得了参加中央政府的权利。本来胜利的成果是大家合作和妥协的结果，按实力分配也是自然的事。在地方上，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获得的势力也基本上得到了巩固。问题还在于他们自己，革命派内部，包括同盟会员在内，四分五裂，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真正能够为同盟会掌握的省份很有限，即使是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在后来的政治倾向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是不能责怪袁世凯的，那个时代革命派的素质就是那样，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只好让我们后人来说风凉话。今后的目标和道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民国元年的共和政治，也就是议会政治，正式拉开了帷幕。它一开局就让人迷茫，这个共和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迷茫竟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1）

唐绍仪，生于1862年1月2日（清同治辛酉年十二月三日），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同乡，字少川。父亲唐巨川是在上海经营茶叶出口的商人，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总办。唐绍仪自幼随父亲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和外语都比较早。这是个同外商打交道的家庭，自然比较开放。

容闳是一位早在1847年就自己赴美留学的英才，为了国家的富强，他多次劝说曾国藩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他说服，会同李鸿章上奏清廷，得到批准，选拔12岁左右的少年，官费赴美留学。当时的中国人还很闭塞，不知道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留学虽然是官费，但时间长达15年，还要签结生死文书，就是说孩子交给了官家，是生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