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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外蒙古及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组成。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当时，各省谘议局纷纷改成了省议会，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结果，在新选出的参议员中，同盟会员的比例大大减少了，新组织的共和党和其他派系的人员大大增加了。据统计，新的参议院中，在5月中旬到会的89人中，同盟会33席，共和党26席，统一共和党13席，共和建设讨论会6席，其余11席无党派。同盟会虽然仍是参议院的第一大党，但已不占绝对多数。

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迁京后的开院仪式。国务总理唐绍仪、各部总长、中外来宾都出席观礼。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亲自莅临参议院发表宣言。这是袁世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参议院和议员见面。他对议会权力的尊重也就可想而知了。袁世凯强调要维持秩序，发展经济，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建设和施政。也就是承认了革命后的现状。袁世凯的方针得到参议院的赞同和欢迎。但参议院也强调了自己监督行政机关的职责，表示不会迎合行政当局敷衍了事，不会无所作为，不会采取消极态度，希望立法、行政机关通力合作，挽救国家危机。这也表明当时议员的革命性格。

由于参议员已经改选，组织方式也有所变化，新旧参议员甚至出现交叉出席的不规范状况。共和党方面于是攻击同盟会霸占议长席位，要求改选，理由相当充分。5月1日，参议院改选了议长。由于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在议会中的合作，同盟会的候选人竟然落选了，由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前清奉天谘议局长）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汤化龙（前清湖北谘议局长）当选为正、副议长。于是，同盟会在参议院中处于弱势地位。

民国元年司法独立的问题，改革比较滞后，只有一个原则认识，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体制已经明确。中国共和制度的实验正式开始，《临时约法》也就是共和制度的一个实验性法规，在今后的岁月中，它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经受什么样的考验？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2．大借款风波（1）

谁都知道，列强在华势力对中国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东交民巷，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都驻有列强的军队。但列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没有采取直接干涉的政策，而是采取了金融中立的政策。别小看了这个政策，它很有效地制约着辛亥革命的进程。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经过英国向日本交涉，这笔借款就被打消了。当然，列强也没有借钱给清政府，南方和北方大家都没有钱，也就别打仗了，和平妥协也就顺理成章。

南北和谈成功后，清帝退位，但民国政府仍然没有钱。唐绍仪已经准备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也需要钱，就向银行团接洽借款。

前清的时候，英、法、德、美四国组有四国银行团，以垄断对华贷款。列强为了在华的共同利益，四国正在和俄、日两国接洽，组成六国银行团。俄国外交当局认为，为了国家利益，俄国的银行不应该为了银行的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不赞成俄国银行与四国银行团竞争对华借款。英国外交当局认为，要运用金融手段帮助中国克服“无政府”状态，而对中国局势施加影响的方法，就是控制中国的国库。中国还欠着列强一大笔钱，先别说借不借钱给中国，要不要中国还债，主动权也在列强手里。中国政府只有借钱，才能还债。这是当时中国财政的破产状况。列强正在商量组成六国银行团，把对华贷款的决定权控制在六国公使手里。贷款的性质完全是政治性的。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一方面希望中国政局趋于平稳，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因此，借款的动机只是帮助袁世凯稳定政局，决不让中国政府借钱来发展经济，俄国人更不愿意看到中国政府把借来的钱用在对付俄国在外蒙的扩张活动。

唐绍仪在革命意识高涨的形势下，力图贯彻与前清不同的政策，谋求国家的富强。新政权总该有新意识、新气象。他在和西方银行家接洽时，就按照国际惯例，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来争取条件优惠的借款，谁的条件优惠，我就向谁借钱，希望打破四国银行团对华借款的垄断地位。他一方面与华比银行（比利时和俄国背景）谈判1000万英镑借款，一方面又与四国银行团秘密商谈。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有一笔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革命后停止支付，他希望银行团继续支付。但考虑到1000万英镑难以满足中国方面财政善后的需要，因此，希望有一笔巨额的60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借款数量很大，折成银元大约是6亿元，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