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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小学堂总办黄士龙和参加过革命的会党领袖王和顺，一直在二次革命的名义下，反对同盟会都督，并受到袁世凯的笼络。于是，1912年11月间，胡汉民要求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袁世凯乘机发布训令：“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查有实据，即行按法严惩。”袁世凯没有说就地正法，也没有说军法从事，但“言论自由”当然是没有的了。

至8月间，《广南报》于13日刊登短评，其中有“若吾粤官厅之行为，以侵害人民自由为威严，以破坏约法为尊贵”等重话。结果，15日警察署以“莠言乱政”为由，勒令停刊。

福建的情况要更复杂一点。福建都督孙道仁系前清驻闽的第十镇统制，反正后参加革命。而政务院长、警务总监彭寿松则是福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缺乏政治知识，独断专行，在5月间先后封禁《民听报》、《民心报》、《帝民报》、《兴化报》。《民听报》主笔蒋筠、《民心报》经理黄家成被彭派人刺杀。至8月间，《群报》又被封，主笔苏郁文被拘捕，并以军棍殴打。福建都督孙道仁也于7日发表通电，指控《群报》捏造安溪叛乱（也号称二次革命）、官兵失败的消息，该报平日登载的消息、评论，大抵是挑动省界、府界矛盾的荒谬言论，专挑当局的毛病，让无知的平民藐视政府，实在是造成近来各处土匪暴乱的原因。原来，福建各地语言不通，省城人一贯看不起外府人，这《群报》就是外府人的报纸，维护外府人的声誉和利益的。孙的通电看来也是在彭的要求下发的。彭寿松虽属于同盟会，但他的胡作非为与当地的同盟会组织也发生矛盾。由于福建政局纷乱，10月间袁世凯派岑春煊率军舰去福建查办，彭寿松被迫离开了福州。

3．言论自由惹冲突（4）

由于党派纷争和社会素质低下，报社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1912年4月间，北京有一家《中华报》，本是一家社会性的小报，总理丁瑜臣在谈到八旗生计问题时说了几句侮辱性的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正报》主笔志仲悌则是旗人，看了气愤不过，著论申斥，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在是报界败类。丁某于是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某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攻击丁某。禁卫军是前清组建的军队，士兵都是旗人，看到传单就去把丁某抓起来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6月初，北京《中央新闻》载有文章批评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接济宗社党（满族人复辟清王朝的组织）军火，图谋不轨。同时，又载有赵秉钧大事记，点明军警督察长乌珍（满族）为著名宗社党。于是，军警界指控该报败坏军人名誉，扰乱治安，并威胁要自由行动。赵秉钧以担心军界暴动为由，与乌珍一起派出大批军警围攻报社，将记者张萼华等全部社员抓走。不过，最后经同盟会、统一党的张继、于右任、陈策、王赓等调解，总算和平了结。

到7月间，北京连续发生了两起报业之间的争斗事件。7月6日，北京共和党派系的《国民公报》发表时评：“中国此次革命，同盟会原无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会乃乘机窃势，毒我民国，其罪恶实不可以胜数。溯自南京所设假政府以迄今日，国人汹汹，道路沸腾，所欲以性命相争者，何一非同盟会所行之亡国政策欤？”同盟会派系的报人读到这则时评后，7家报社国光新闻社、民国报社、民主报社、国风日报社、民意报社、民约报社、共和日报社联名向警察厅告发《国民公报》时评是“反叛民国，破坏约法”，要求警察厅捕拿《国民公报》总理徐佛苏、编辑人蓝公武（都是梁启超派系人马）。同时，《国光新闻》经理田桐、《民主报》经理仇亮等到国民公报馆责问。双方就“假政府”一词，是真假的假，还是假设的假，发生争执。同盟会派认为是真假的假，否认民国，而国民公报社派则辩护说是假设的假，不涉及否定民国的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互相扭打。同盟会派把国民公报馆的器具捣毁，又跑到印刷该报的群化印刷局，推倒排字架，推翻铅字，踏坏机器。第二天，民国报社又因为与大自由报社连日笔战，忿忿不平，民国报经理率人将大自由报馆器具捣毁，大骂而去。同盟会员的暴烈性格，自然也引起其他派系的侧目。

不久，天津同盟会派系的民意报社，也被强迫迁出法租界。该报创刊于南北和谈期间，主张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对袁世凯有所批评。据说，袁世凯接受共和后，曾与该报疏通，要求停止攻击，遭到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