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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一下公孙瓒倒着急了，因为他担心袁术将来知道这件事怨恨自己，干脆由反对遣兵改为主动遣兵，他派自己的堂弟公孙越率一千骑兵也前往袁术那里，并且先于刘虞的人马赶到，公孙越一到南阳郡就暗地里劝袁术扣下刘和，把刘虞派来的几千人马吞并。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刘虞和公孙瓒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

在孙坚与周昂之战中，袁术派公孙越前往助战，结果公孙越战死，公孙瓒大怒，他不去找袁术要人，而是把仇记到了袁绍的身上，公孙瓒发怒说：“我兄弟之死，祸起于袁绍。”这是公孙瓒与袁绍结怨的开始。当然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从当时的大局来看，董卓退到长安后，内地两大阵营已经基本形成，这两个阵营的领头人分别是袁绍和袁术，公孙瓒站在袁术一方，刘虞站在袁绍一方，或者说刘虞为对付公孙瓒拉上了袁绍，公孙瓒为对付刘虞与袁术结盟。总之，这两大阵营展开了混战，公孙瓒先与袁绍作战，互有胜负，后与刘虞摊牌，刘虞战败被杀，公孙瓒控制了幽州大部分地区，以及青州、冀州一部分，事业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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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叁　乱世中懦弱退缩者注定遭淘汰（1）

如果评选三国最窝囊的人，想必有许多人会第一个想到韩馥。他曾经是袁绍的上司，手下云集了颜良、文丑、麹义、张郃等名将，还有沮授、田丰等一流的谋士，可以说人才济济，在汉末争雄竞赛中，韩馥起步最早，条件最好，但却很快失败了，不是被人打败的，是被自己吓破了胆，不仅丢了地盘，最后连命都让自己弄丢了。《汉末英雄记》里对韩馥的记载不算少，说明王粲很关心这个人，关心他由盛而衰的过程，从而总结经验教训，这些记录大都被以后的《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所采用。

根据《汉末英雄记》的记载，韩馥字文节，是颍川郡人，他当过御史中丞，这个职务平时掌管图书文籍，但它还有一个重要职责：领导侍御史，前面说过侍御史是管官员纪律以及办案的，所以御史中丞也很重要。韩馥能爬到这个岗位上，与他“袁氏故吏”的出身有关，他与袁家人关系密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董卓进入洛阳后，暗中帮助袁绍的周毖、伍琼等人在董卓面前推举韩馥担任了冀州牧。

韩馥到冀州不久袁绍也逃到了冀州，袁绍和袁术、曹操是同时逃出洛阳的，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是一次有计划的潜逃。袁术到南阳郡找张咨，曹操到陈留郡找张邈，袁绍到冀州就是冲着韩馥来的。但是，袁绍到韩馥这里之前心里不完全有底，所以走到黄河边上的时候，让妻子刘氏带着三个儿子去找自家亲戚——兖州刺史刘岱，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果然让袁绍猜对了，韩馥到了冀州后势头发展不错，很快手下就聚拢了不少人才，兵马也有了好几万，因而不太愿意事事听从袁家人的召唤了。这时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韩馥顺理成章地把袁绍打发到了渤海郡，这里远离中原，韩馥还是不放心，他“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

袁绍在渤海郡一筹莫展，要不是接着发生了酸枣会盟，袁绍的事业大概也就在渤海郡到头了。鉴于袁绍的家庭出身和知名度，酸枣的各路盟军公推袁绍为盟主，当时同样是高干子弟出身的东郡太守乔瑁还拿出了一份所谓的“三公移书”，即在长安的三公联名致天下的公开信，里面陈述了董卓的罪恶，号召天下人团结在袁绍、袁术大旗下举义兵救驾，以解国难。这件事让韩馥没了主意，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参加会盟。论出身他是应该参加的，他跟张邈等人一样都是反对宦官的斗士，如今宦官没了，但董卓专权，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反下去。但是，现在大家推举袁绍为盟主，韩馥又有点接受不了。袁绍作为渤海郡太守是自己的属下，如今又是自己要防范的人，参加了酸枣会盟，那就得听从袁绍的指挥，这让韩馥很闹心。

文人出身的地方官员真遇到事的时候往往显得软弱，考虑问题想得太多，在重大决策面前常犯晕，韩馥就是这样的人。韩馥心事很重，他跟手下心腹刘子惠商量：“现在我们应该助袁氏呢？还是助董卓？”刘子惠担任的是治中从事，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领导：“方今大家都兴兵为国，哪来的姓袁还是姓董？”韩馥听后感到很惭愧。刘子惠又说：“兵者是凶事，轻易不要挑头。现在应该看看其他州郡，有人带头的话就响应，这样我们比别人也不差，将来成功了也有我们的功劳。”韩馥认为刘子惠说得有理，就给袁绍写信，“听其举兵”。　。　想看书来

壹拾叁　乱世中懦弱退缩者注定遭淘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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