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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印象激动着，我祝贺米考伯先生拥有这样一个贤内助。特拉德尔也这么做。米考伯跟我们轮流握过手，然后在他自己脸上蒙上小手巾（我觉得这上面的鼻烟比他能感觉到的还要多），然后又十分兴高采烈地喝了起来。

他的谈锋很健。他开导我们说，我们在孩子里得到重生，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孩子的数目增加实乃特大喜事。他说，近来米考伯太太对此存疑，但经他加以开导总算安下心了。至于她娘家人，他们一点也配不上她。他们说什么，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让他们——这里我引用他原话——滚开吧。

米考伯先生接着又对特拉德尔发表了一篇热烈的赞美词。他说，特拉德尔是个人物，而他米考伯虽没有他特拉德尔的德行，却——谢天谢地——能加以赞美。他满怀同情地提到他不认识的那位与特拉德尔相亲相爱的年轻女士。米考伯先生为她干了一杯，我亦如此。特拉德尔向我俩表示感谢，他像我所喜欢的那样质朴和坦诚地说道：“我实在很感谢你们。我敢向你们担保，她是最可爱的姑娘！——”

在那以后，只要有机会，米考伯先生就要绝对体贴和礼貌地提到我的恋爱问题。他说，他能肯定他的朋友科波菲尔已有了心上人。我又热又不安了好半天，经过一连串脸红、结巴和否认，我终于拿着酒杯说：“得！我为朵拉干一杯！”这句话让米考伯先生好不兴奋和得意，他拿起一杯酒冲进我的卧室，好让米考伯太太为朵拉干杯。米考伯太太十分热情地干杯，并从里面发出很尖的叫声道，“听啊，听啊！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真开心。听啊！”同时她还轻轻弹打墙壁，以示欢庆。

后来，我们的谈话转向比较世俗的一些事了。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他认为开姆顿区不舒服，等广告的效果能使得某种较令人满意的机会来到时，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他提到在牛津街西头有条正对着海德公园的小巷，他对那地方常常很留心，不过他不指望能马上搬进去，因为这一迁移需要有一大笔收入呢。他解释说，或许要有一段时间，在一个体面的商业区——比如说皮加特里吧——住在一幢住宅的楼上，他也心满意足了。米考伯太太一定会喜欢那地方。在那里，开一个弧形窗，或再加一层楼，或做点那类的小小变动，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上几年了。他还强调说，无论他得了什么机会，也无论他住在什么地方，那里都永远有个房间是为特拉德尔留下的，还有一副刀叉为我留下，我们对此可以完全放心。我们表示谢谢他的好意；他也求我们原谅他谈到这类平凡琐碎的现实之事，因为这对一个正全力进行彻底安排新生活的人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应原谅他。

米考伯太太又弹打墙壁，问沏茶的水可否已准备了，这下就中断了我们这友好谈话，使我们不能再对生活另一方面进行交流了。她用最让人满意的方法为我们准备茶水。每当我走近她，递给她茶杯、面包或奶油时，她就小声问我，朵拉是白还是黑，是矮还是高，或这类问题。我觉得她这么问让我挺高兴。喝过茶后，我们在火炉边讨论各种问题；米考伯太太为我们唱她最拿手的《勇敢的白衣军官》和《小塔夫林》（她用的是种低弱平平的音调，我记得，我刚认识她时把这声音当作辅助听力的淡啤酒呢）。还是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在她娘家时，米考伯太太就以善唱这两支曲子而闻名。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在她娘家见到她时听到她唱第一支曲子时，就格外被她所吸引了，她唱到《小塔夫林》时，他就打定主意：不得到这女人，他誓不生还。

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米考伯太太站起身来，又把那帽子用那浅棕色纸包好，再戴上软帽。特拉德尔穿外套时，米考伯先生乘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塞给我一封信，嘱我等人们离去后再看。米考伯先生领着米考伯太太走头，特拉德尔拿着帽子随后。我乘拿着蜡烛在栏杆上为他们照明好下楼时，把特拉德尔留在楼梯顶上了。

“特拉德尔，”我说道，“米考伯先生不是坏人，很可怜；

不过，如果我是你，我决不会把什么借给他的。”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笑道，“我并没什么可借的呀。”

“你有一个名字，你知道的，”我说道。

“哦！你说·那是可以借的一种东西吗？”特拉德尔若有所思道。

“当然。”

“哦！”特拉德尔说道。“是的，当然！我非常感激你，科波菲尔；不过——恐怕我已经把那个借给他了。”

“用来当做某种投资的那期票上吗？”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