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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关系。此节内容虽有中断，但可看出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对盛之维护。“商”，招商局，“电”，电报局。

该信第四节也只是一半，但从内容中仍可看出，是报告慈禧太后下令撤毓庆宫（上书房）之事。“佛”，慈禧太后。前节已述，慈禧太后为削弱翁同龢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第一次下令撤书房，后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第二次撤书房。杨锐对此又称：“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即很可能有对翁更为不利的事件发生。杨锐的这一说法，或许另有听闻。

该信第五节谈慈禧太后在甲午战后再度享乐欢宴，朝廷政务懈怠等情事。“醇邸在时”，指醇亲王奕譞当政之时，即孙毓汶秉政时期，政务大坏。甲午战争期间，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重入军机，燃起了朝野的许多希望。杨锐在此信中表示了失望的情绪。相类似的说法，当时还有一些。

该信第六节谈到李鸿章之出使俄国及其朝廷处理此事之内情。杨锐对此报告甚详，我又查到若干相关的文献及档案，可以验证其情报的准确程度：前节已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旨命李鸿章出使俄国，邵友濂为副使。李鸿章当日上奏请辞，次日旨命驳回。邵奉旨后，以病推辞，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代为电奏，清廷只能同意。“公电到”一语，即指张之洞此电，也可证明此信确实是写给张之洞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谢恩折，附片请以其子李经方随行：

“臣以衰年远使异域，仰蒙朝廷轸念，特命臣子李经述随侍前往臣子李经述随任读书多年，谨饬自爱，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臣前往，于臣起居动履自能尽心侍奉，惟于应接外事只可借资历练。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合无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并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当日光绪帝并无相关的谕旨下发。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1896年2月21日），清廷明发谕旨：

“大学士李鸿章奉使遄行，精神强固。惟年逾七旬，远涉重洋，朝廷良深廑系。伊子李经述著赏给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正月十三日，李鸿章上奏随带人员于式枚等十人、洋员参赞柯乐德等五人，附片请颁布精美礼品：

“俄、德、法、英四国交谊辑睦，均应有钦颁礼物，由臣赍往致其国君。拟请颁发内库古瓷器、古铜器、玉器各件，以期精美而持久，亦示隆重。可否请旨饬下内务府每样各备四分，臣定于正月二十日出京，并祈克日交臣祗领。”

光绪帝当日下谕批准。十四日，御史胡景桂上奏“道员马建忠、武（伍）廷方（芳）请勿令随李鸿章出洋片”，光绪帝下旨“存”，并将该片送慈禧太后。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张百熙上奏“请旨切责李鸿章不准携带其子经方为随员折”，光绪帝下旨“存”，并送慈禧太后。由此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杨锐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尽管在一些细部仍稍有误。

光绪二十二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除了以上一信外，李宗侗教授于1961年在《大陆杂志》上另发表了一件，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其中一页。李宗侗根据笔迹，认定该信是杨锐所写，并根据该信的内容，认定写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或是另又羼入一残件。对于李宗侗称该信作者是杨锐的判断，孔祥吉曾表示怀疑，我可举“张之洞档案”为李说之证。李宗侗发表的该信称：

“园则以所僦庵（张荫桓为之供具，合肥得处分，颇咎之），内监导之遍游各处，意望得其厚犒”

“徐用仪到署，行过棋盘街，有人以洋枪轰击不中”

此为李鸿章游园获咎、徐用仪被枪击两事。“张之洞档案”中有张亲笔所写的电报：

“京。乔：合肥为游览议处，其中有何情节？慈眷、上眷如何？徐被枪伤后系何故？即复。钝。感。”

这是张之洞读到杨锐密信后的反应。至于杨锐该密信的内容，李宗侗已写了很好的跋文，我即不再另述。

第36节，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的电报，交办了许多事件。从这些亲笔电文中，可以看到杨锐的工作，可以看到张之洞的目光所在，同时也可以曲折地察觉出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