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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进，因此敦促总统进一步加强目前的计划。关于轰炸北越，除了乔治·鲍尔外，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应继续进行。关于谈判，十一人里有八人指出，共产党人将永远不会做出让步，一旦敌人意识到他们决不会胜利，他们自然会减少敌意并最终放弃。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撤退，他们的回答全都是：不。最后，关于怎样联合美国人民，他们的建议是，强调“隧道尽头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战斗、死亡和危险。

这次会议及其结果代表了美国确立对外政策时的集体智慧。这些在各个领域里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曾花费了过去二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应付了冷战的挑战和危机。如果他们的感觉仍停留在取得的成功之上，再加上埃尔斯沃思·邦克和威廉·威斯特摩兰不断报告越南战事的进展，又怎么能够指望总统挣脱他们已定形的思路之网，去面对我几天前摆在他面前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和选择呢？

我从未就我的备忘录得到总统的答复。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总统送给迪安·腊斯克一份我的备忘录的副本，想了解一下他的反应，同时告诉他不要给任何人看。总统还让沃尔特·罗斯托在略去作者姓名的情况下，将备忘录的内容透露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马克斯威尔·泰勒、威廉·威斯特摩兰、埃尔斯沃思·邦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阿贝·福塔斯，并让他们进行评论。

直到着手进行这本书的准备工作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并知道了他们的反应。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代表了一个极端，他几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另一个极端是阿贝·福塔斯，他认为，备忘录的作者或许过多地目睹了反战示威游行。

“该分析和建议”，他写道：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评价，以及从该评价所产生的结果中得出的否定性假设。我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想不出比它所建议的方案更糟糕的东西了……无疑它将会在这个国家引起撤军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对它实际上是什么给予充分的估计，这是走向撤退进程的第一步。根据我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内反战情绪进行安抚，而只是对它的放任和回避（这种回避也是应该的）。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欢这个备忘录。他写道：“我不同意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我相信，该方案提供的行动步骤将会妨碍而非推动争端的解决。”对于我停止轰炸的建议，他说道：“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他主张，“稳定在这里的确切解释就是：在放弃和沮丧的观念支配下，去寻找我们走出冲突的道路，而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他最后说：“总统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要求，这种结束应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为前提，我们的目的是：挫败中国和苏联支持下的北越对南越的侵犯。

总统并未征求麦乔治·邦迪对备忘录的意见。麦乔治·邦迪交给总统一份内阁会议讨论概要，他提请总统进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够确立某种逐渐降低费用的模式，从而使战争坚持五至十年。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员们预言过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写道：“那就是我们根本不打算以现在这种战争速度持续那样长的时间”。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努力使人们对这个如此尖锐、并明显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顾问班子的问题进行全面、公开的辩论？或许他的失败就植根于他意识到越南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不存在什么满意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办法使他的顾问班子保持一致，或许，他曾清楚地看到改变战争方向的决定权就在他自己手中——但这是一个他不能让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备忘录只完成了一件事：使两个互相热爱、互相尊重的人——林登·B·约翰逊和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爆发的顶点。几星期之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通知我被选为世界银行总裁，我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离开了国防部。

我不知道在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还是激愤，或许二者都有。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发展中国家很感兴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讲话，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某阶段时，它便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购置更多的军事武器为自己买到安全。我们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