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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的前一天，通过陆军参谋长向所有参与行动的士兵、军官和武装警察发布了一份由陆军副部长戴维·E·麦吉弗特签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行动准则：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坚持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集会和表达意愿的权力，又要保护政府部门的财产和日常工作的进行。我们不能容忍触犯法律，我们也同样不能容忍阻碍宪法所授权力的合法使用……过强或过弱的反应我们都应该避免，我们的行为必须坚定但又不失尊严。我们要致力于这样一种行动方式：绝对减少可能的流血和伤亡，减少逮捕人数。在可行的范围内分辨违法者与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护政府雇员（军职的和文职的）工作和财产的任务。

当我在将近三十年后重读戴维·E·麦吉弗特这些话时，我仍旧不禁为美国军人的职业道德和尽责的作风感到自豪，这些军事指挥员们计划并实施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游行队伍分两个部分，《华盛顿邮报》做了这样的报导：一部分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冥思湖边，这个湖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因而很受人们的称道与喜爱。在那里聚集了五万多人，他们很有秩序，主要由各院校的学生组成。第二部分集中在五角大楼前。这群人数量较少，据五角大楼报导有两万人左右，它的前列约有三千人，由一些闹事者组成，这些人给反战运动划上了深深的伤痕。

游行队伍的前列的确有很多闹事者，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企图迫使军队使用武力。一些年轻的女人用他们的前胸去冲撞肩背来福枪笔直站立的士兵，有些甚至解开了她们上衣的纽扣，士兵们没有动。示威者向士兵们投掷泥团、袖标、传单、木棍和石块，士兵们仍站在原地不动。一群示威者想冲破防线，士兵们退守到五角大楼的门前，内院的增援部队冲出来帮助他们挡住了示威者。几个示威者想进入大楼，但立刻被驱赶出来。人群开始逐渐散去，还有几千人逗留到深夜，他们在楼前的地上燃起了火。最后一个示威者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离去。

《华盛顿邮报》在对示威的报导中曾这样说：“虽然从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着出现暴力冲突的可能，但始终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见诸报道。”

我在大楼的顶部和其它几个有利的角度注视着整个事态的发展。几年之后一名记者问我当时是否感到害怕。当然，我的确很害怕，一伙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险的，所幸这次事件有惊无险。但我却不得不想到，如果这些示威者更有纪律一些——像甘地那样——他们就会达到封闭五角大楼的目的。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楼周围的马路上，那样我们将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很快地将他们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楼的开放。

林登·B·约翰逊总统继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有助于他在战争决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变。他征求了麦乔治·邦迪的意见，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开会讨论。

麦乔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立唱—在以下陈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认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样正确。在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反映了后来”哲人“小组成员们的一致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乔治·邦迪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对总统提出劝告：我不打算过多地倾听那些远离战场，只花费一天时间匆匆浏览一下相关材料的人的话。”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那些虽然很杰出，但是只了解部分情况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围坐在内阁会议室巨大的办公桌旁的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这里的全班人马。那时的“哲人”小组成员曾敦促总统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掌握之中。保罗·霍夫曼、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众所周知他们反对总统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请。鲍勃·洛维特和杰克·麦克洛伊也不在场，他们被邀请了，但未能参加。现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奥马尔·布雷德利、麦乔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尔特·迪安、杜·狄龙、阿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国务院官员鲍勃·墨菲和马克斯威尔·泰勒。

当总统宣布会议开始时，他列出了五个问题：一、除了在越南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关于北越，我们是否应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在港口布雷，摧毁堤坝，或者我们应全面限制对北越的轰炸？

三、我们是否应对和谈采取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