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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来自我最关心的那些人。玛格丽特和我仍然与杰基和博比·肯尼迪过往甚密，常与他们通电话，一有时间就去看他们。博比·肯尼迪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见到他时，他似乎是个粗鲁无礼的人，认为搞政治应不择手段。

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向前迈进了三十年。

政府内外的一些人对我仍然与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来往颇感惊讶，因为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信任他们。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博比·肯尼迪关系紧张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绝向共和党提供捐赠一样，林登·B·约翰逊也接受了我与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实，因为他了解我对他的忠诚。当我与他在越南问题上分道扬镳时，情况仍然如此。

杰基当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总统有政治上的威胁，但是她对当时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丝毫不亚于她的这位小叔子。在我对我们的政策逐渐产生怀疑的漫长过程中，有一天杰基（她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泪流满面，朝我发起火来。我对她大发其火感到手足无措，我至今仍记得事情的详细经过。

当时玛格丽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纽约同杰基共进晚餐。

饭后，我们坐在她在曼哈顿的寓所书房的一个沙发上讨论智利女诗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

我们都非常喜欢她的诗《祈祷》。这首诗祈求上帝宽恕她深爱的一个男人，他自杀了。她写道：“您说他残忍吗？您忘了我永远爱他……您知道，爱是痛苦的。”

杰基的确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绪受到了诗的感染还是我说的什么话的影响，我不得而知。她对战争感到绝望和不满。她的情绪波动极大，甚至说不出话来。她突然狂怒起来，捶打着我的胸膛，要求我“设法停止这场屠杀！”

我遭遇其他抗议者的场合更加喧闹，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别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与吉姆和卢·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个美国人）爬完雷尼尔山后正在西雅图机场候机。一个男人突然过来大喊：“杀人犯！”他还动手打我。后来在圣诞节放假期间，当我和玛格丽特在阿斯彭山顶的一个饭店吃午饭时，一位妇女来到桌边，高声尖叫道：“杀人犯！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这些事件当然使我很苦恼。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伤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玛格丽特患了一种危险的溃疡，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术。我的儿子克雷格还是个小孩子，后来也患上了溃疡。

有时这种痛苦和压抑也会得到缓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苏联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来美国访问。博比·肯尼迪为他在希科里希尔的家中举行了盛大晚宴，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扩大影响”的典型做法。我和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一起谈论诗歌、冷战、越南和其它数以百计的话题达好几个小时，他一直在大量饮酒。大约凌晨两点半钟，我问他住哪里，要不要我们送他回去。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的司机送他、玛格丽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饭店。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小车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们都说你是个禽兽，但我认为你是个人。”

在此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萨姆·布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萨姆·布朗是我孩子们的一个朋友。他组织和领导过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宫前示威之后，萨姆·布朗来我家吃晚饭。饭后我和他在书房谈了几个小时。当萨姆·布朗起身离开时，他说：“我觉得像您这么喜欢山的人不会是坏人。”

一九六六年秋，国会和公众的担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稳健派站出来要求进行谈判，而保守派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新闻媒介开始大量发表怀疑战争取得进展的报道。尼尔·希恩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不是鸽子，也不再是鹰》。他在文中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为合众社记者初次到越南时，他相信美国的基本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当他作为《时代》周刊记者重游越南时，他认识到，“以前相信非共产党的越南人能够镇压共产党的暴动并建立一个体面和进步的社会，这是很幼稚的”。

由于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更加冷淡。这时的博比·肯尼迪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和越南问题上的鸽派人物。他于一九六七年初从巴黎返回国内，似乎是北越派来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