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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腊斯克拒绝了，如果他未拒绝，也许会好一些。当总统在内阁会议室怒气冲冲地发表意见时，我支持总统。总统说，我们已经两次延长停火时间，并取消了一次延长期限的计划。他的决定是基于以下情况：每次停止轰炸期间，北越都加强了渗透活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指责这种局面增加了美军在南越的伤亡。此外，我们获悉有大批北越军队在调动中。在哈罗德·威尔逊得到俄国人的答复之前，轰炸行动就恢复了。

两年后，哈罗德·威尔逊在电视上说：“我认为我们离和谈已经不远了……但希望突然破灭了。”他说，只要延长四十八小时就行。约在此时，汤米·汤普森再赴莫斯科担任大使。

据他报告，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阿列克谢·柯西金在伦敦的声明……不是毫无根据的。”换言之，俄国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准备进行谈判了。

哈罗德·威尔逊和阿列克谢·柯西金是对的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在谋求结束战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

从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众仍然非常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尽管美军的伤亡和新闻媒介对战争的议论日益增多。在圣诞节停火结束之后，民意测验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战争持中间立常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报告，“关于越南战争，全国目前有一点是‘一致’的：美国人民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有一半人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过，哈里斯也报告说，“美国人民的意见分歧已越来越大，部分人赞成全力作战以缩短战争进程，部分人赞成谈判而不愿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他的结论是：“如果国内有某种舆论倾向的话，那就是以军事手段解决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

赞成参议员理查德·B·拉塞尔的“要么战胜要么撤退”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左翼势力的压力——要求我们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达到高潮，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决定不参加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无须特别担心这方面的压力。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更担心的是来自右翼势力的压力。霍克斯指责我们在迫使我军把一只手放在背后作战，他要求我们解除对美国军队的一切束缚。

然而，我们认为在有核时代对越南进行无限战争，将使我国和全世界处于非常巨大的危险之中。用迪安·腊斯克的话来说，我们不得不“以冷血的态度去做热血之事”。总统夫人在日记中描述了我们的困难处境：“到处都是麻烦。我国人民的想法似乎是，‘或者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战争并赢得胜利，或者抽身而退’。进行有限战斗是极为艰难的。”

此时，左派的口头指责和暴力行动开始多起来，特别是在大学校院内。这些反对派经常把我当作攻击目标，说我是美国的“战争机器”的象征。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个星期，阿默斯特学院和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因我获得荣誉学位而罢课表示抗议。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儿凯西所在的查塔姆学院毕业班演讲时，遭到了纠察队员的轰赶。

我尊重这些大学生提反对意见的权利和勇敢精神。“现在一些大学生提出抗议有重要的意义。”我在查塔姆学院说，“但是，某些极端分子的抗议行动也许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完全认清我们的原则和优势。在我国，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说：“我认为如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有民主。”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仍然如此。

在我访问校园期间，最令我烦恼的是我发现，学校的名气越大，学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对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阿默斯特，抗议我露面的人都戴着袖章。我查点了人数，计算了四类抗议者所占的比例：毕业生，成绩良好的毕业生，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成绩极为出色的毕业生。使我惊奇的是，学术水平越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园示威活动发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学。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动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学发生的。当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教授邀请我去向一些在校学生讲话。与此同时，在哈佛大学给研究生讲授国际关系的亨利·基辛格邀请我到他的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