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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战场上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的报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名为《数不清的敌人：越南的骗术》。该片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让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故意少报敌军兵力，借以证明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进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意思是说，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故意报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兰就可以证明他通过消耗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明确一点：虽然威廉·威斯特摩兰与我在南越的作战策略上（以及与我和参议长联席会议在轰炸北越的计划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我们的私人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开始接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题片的工作的，是在我从世界银行总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当时，该公司专题报道节目制作人乔治·克赖尔三世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乔治·克赖尔三世是我的朋友乔和苏珊·玛丽·艾尔索普原来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电话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制作一个关于越南的节目，他觉得我可能有兴趣参加。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确凿的证据，而且有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员的证言，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确实在“战斗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骗了总统和我。

我告诉乔治·克赖尔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我仍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乔治·克赖尔三世最后问我能否和他见一次面，他把有关证据给我看。我说见面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不过，由于我们过去的关系，我同意见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后我们见了面。在世界银行我的办公室交谈的三十分钟和共同驱车回我家的路上，乔治·克赖尔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证据。简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兰报告的敌军数量为x，而他的军事情报官员估计（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敌军的数量是x＋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命令下属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进小数字。

这是个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敌人”的定义。美国在越南面对的敌人非常复杂——北越正规军，以个人身分进入南越当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征召的游击队以及各类准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从携带步枪的农民到参加非正式军事组织从事破坏和情报传递工作的村民（身着黑衣）等，不一而足。问题就在于如何划定“敌军数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兰排除了许多非正规部队，而他的情报官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则把某些非正规部队计算在内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华盛顿情报部门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旷日持久，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级官员都知道此事，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有几位当时不赞同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判断的人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们或者明确或者暗示说威廉·威斯特摩兰故意误导了总统和我。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萨姆·亚当斯，他是这个节目的主要证人和收费的“检举人”。

见到乔治·克赖尔三世时，我解释了我认为这种指责缺乏根据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释。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专题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该公司拒绝。那年秋天，他以诽谤罪起诉该公司，要求赔偿一亿二千万美元。

虽然我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会令人极为厌恶，但是，由于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兰数十年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愿出庭为他作证。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律师是首都法律基金会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赖尔未经我允许秘密地录下了我和他的几次电话交谈内容。丹·伯特相信这些磁带能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说法，即乔治·克赖尔三世在节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对他的指责缺乏根据，所以丹·伯特想得到这些磁带。据伯特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起初否认有这些磁带。该公司的一位新闻编辑（他参加过那部专题片的工作）则告诉丹·伯特，乔治·克赖尔三世的秘书说这些磁带在他办公桌右手最下边的抽屉里。后来发现不在那里。最后在乔治·克赖尔三世家中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磁带，但我指出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指责缺乏根据的那部分内容已被抹去了。

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证。我表示同意。

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证时，该公司律师戴维·博伊斯说他认为我可能不反对为我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