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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出仅有的两种选择：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不放弃我们的目标：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或者答应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加强对北越的轰炸。我谨慎地指出，后一种选择并不能保证会获得成功，而且阵亡美军人数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们或许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哪种选择。但我确实指出，如果美军的数量和空袭规模要增加的话，我们也应该暂停轰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备。正如我告诉总统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没有通过暂停轰炸以尝试结束战争，或者至少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

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争论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在农场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我告诉他，从西贡回来之后，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应该明确考虑采取其它行动，而不能把军事行动作为唯一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增加预算，加强力量，增加军队数量，逐渐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但我同时认为，如果单纯采取这些行动，那无异于自杀，我们应该同时——甚至提前——采取其它行动”。我的担心是：“我认为把三十到四十万美国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是一种可怕的冒险。会造成可怕的问题。”我请求林登·B·约翰逊在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暂停轰炸或其它措施”。他听后没有明确表态。

我告诉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会他之前将先研究各种选择方案。

此后五天中，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紧张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总统的大多数顾问都赞成暂停轰炸。我准备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建议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并逐步采取措施以实现在较长时间内停止轰炸的计划（我希望此举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解决争端）。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萨斯汇报我们的讨论结果。

总统仔细听了我们的汇报，但仍然表示怀疑。他和参谋长们一样，看到了某些危险：敌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公众会把此举误解为软弱的象征；以后恢复轰炸时会遇到障碍等。

他的话表明他感到沮丧和困惑：“什么是最佳选择？我们陷得越来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吓倒。”“开始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回到原来的状态。”

总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为期两天的最后讨论。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椭圆形会议桌上，说他愿意采取能够产生好结果的“任何措施”。那两天，我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讲了自己最大的忧虑和希望：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