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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研讨。南越的命运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动用美军才能挽救。“我们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我对其他人说。但我和他们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解决问题。

六月十日我们继续讨论。有人（我忘了是谁）说：“美国人民认为我们隐瞒了实情。”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已经“欺骗”舆论很长时间了。

总统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问：所需美军会超过十七万五千人吗？

答：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持南越军队的极限人数。

问：我们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对北越保持压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答：有人说是形成和局。有人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南越的自决自主。

问：在谈判方面我们还有任何办法可想吗？

答：公开与越共接触。但这可能会严重打击西贡的士气，而且几乎没有成功希望。迪安·腊斯克认为与越共打交道实际上意味着失败。

问：五月份的暂停轰炸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了吗？

答：在西贡没有。此举消除了批评者的靶子。但国内外的抗议之声依然未绝：我们将走向何方？麦乔治·邦迪和我建议多做些解释。我们请求总统发表重要演说，阐明他的意图。

会议期间，总统指示我们询问威廉·威斯特摩兰，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战术；越共和北越会做何反应；美军会有多大伤亡，何时会出现伤亡。由于这些问题找不到确切答案，在此后数月内严重妨碍了我们的决策。

事态的急速发展使我更加担心我们介入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那天晚上通过电话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交谈时，我对他说：“在内心深处，我对参战规模有非常明确的限制。我认为参谋长们没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我知道他们没有。”

“你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是他们希望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吗？”他问。

“是的，”我说：“他们希望不致于走得太远。但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在电报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没有说这是最后的措施。”

在此举棋不定和混乱的时期，我于六月十六日会见了新闻记者。有人问：“你预计军队数量会超过七万至七万五千吗？”我回答：“国务卿、总统和我已再三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实现我们在南越的目标……对你的问题，我只能做此答复。”有人说：“美国的总体战略是什么？”我说：“我们的目标和战略是让北越人相信，共产党在南越发动、指挥和支持的旨在推翻现政府的游击战争不可能获得胜利，从而迫使他们就该国的未来和平和安全进行谈判。”

同一天，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奉林登·B·约翰逊总统之命前往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农场，向这位前总统通报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调军请求。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简明扼要：美国现在已经在越南“诉诸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得赢”，应该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B·约翰逊总统看到的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希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成他对战争的应对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赞成增派军队。这是“拿不准”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两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军队人数”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点五倍；是希望“撤离军队”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总统知道公众会很快改变态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对我说：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们已有的、特别是潜在的分歧，我们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进行长期作战是很困难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为此而担心，并颇为沮丧，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满意的计划，使我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间祷告和坚守阵地，期待他们停止进攻。我不相信他们会放弃斗争。我看不到……我们有任何……在军事或外交上获胜的计划……拉塞尔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变化从那里抽身而退。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总统非常苦恼。我和其他人都感觉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亨利·F·格拉夫这些天里拜会过总统。他后来写道，总统对他说，他（总统）花了许多不眠之夜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总统告诉我，我的孩子必须得随海军陆战队开赴南越……并有可能死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