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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白宫开会。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是否明智提出质疑。南越人的内心深处存在反美情绪，大量动用美国军队有激发这种情绪的危险。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判断。他否决了参谋长们的建议，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小格兰特·夏普提出的增派两个营的请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军陆战队的使命由保卫基地安全改为积极参战。虽然我们控制了调用军队的规模，但我们扩大了军队任务的范围。美国地面部队现在要直接参战了。

总统同意调更多美军到南越并改变美军的使命——而不同时加强对北越的空袭，使约翰·A·麦科恩感到忧虑。在第二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给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的一份备忘录中），约翰·A·麦科恩强烈呼吁扩大轰炸计划，认为目前的计划不会迫使河内改变政策。

我也认为，仅靠目前的轰炸计划，我们不可能迫使越共和北越改变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有一两个除外）也认为轰炸本身不会迫使其改变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同时在南越采取行动使越共和北越人相信他们赢不了，轰炸才会产生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加美军地面部队以支援日趋衰败的南越军队。

约翰·A·麦科恩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轰炸带来变化。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搞种族大屠杀，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未这么提过。

当麦乔治·邦迪就总统四月一日的决定起草发给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指令时，总统指示他写上如下内容：“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过早公开此事。采取行动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给人们造成政策发生了突然变化的印象……总统希望让公众认为这些调动和变化是渐进的，完全符合现行政策的。”

在以后几天的国会上，迪安·腊克斯、乔治·鲍尔、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都发了言。我们向议员们保证，林登·B·约翰逊总统——用乔治·鲍尔的话来说——“非常愿意与国会就此类行动进行最密切的协商”。但是，这样的声明只能增大政府的信用差距。

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加强之际，我们仍在考虑政治解决越南战争。三月六日，麦乔治·邦迪向总统报告了前一天晚上与迪安·腊斯克和我讨论的情况：三人中有两人（指他自己和我）认为，越南形势突然好转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我们仍在考虑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应该把“谈判”之门开启多大。

这是迪安·腊斯克和鲍勃非常关心的问题。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两人都认为，通过适当的国际渠道表示我们愿意谈判越南问题（按我们自己的条件）是很重要的……但是鲍勃走得更远一些。他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进行真正的谈判（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如果形势像他预料的那样严重恶化，我们就需要一张谈判桌）。

麦乔治·邦迪准确地表述了我的想法。当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进行谈判以结束冲突。三年后我离开五角大楼时仍持此立常四月初，有两个方面提出了谈判的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在北越和南越交界地区停火三个月，十七个不结盟国家呼吁“无条件进行谈判”。林登·B·约翰逊总统未理会前者，但在四月七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说中对后者作出了反应。

他在这次演说中声明，他准备进行无条件谈判。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厌倦。我们既不会公开撤退，也不会以毫无意义的协议为借口而撤退……我们必须做好应付长期冲突的准备”。为了诱使越共和北越进行和谈，他制定了一次提供十亿美元开发东南亚的计划，他说，这一点“通过合作和积极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河内很快对演说进行了谴责，并提出“四项”和平条件，它们成为北越在整个冲突过程中的和谈基矗河内建议我们承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在没有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的生存权利；越南的两个“地区”在重新统一之前不与任何外国结成军事同盟；重新统一问题由两个地区的越南人民自行解决。这几条我们都能接受。但最后一条成为争议焦点，其内容是，“南越的内部事务必须由南越人民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方案予以解决”。接受这一条就意味着接受共产党对南越的控制。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和我继续每天分析各种情况，因为我们——特别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我——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军事战略及推行这项战略的长期派军计划。

四月六日，中央情报局向林登·B·约翰逊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