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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

对于这个草拟的行动计划，我们并未做出决定。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描述火奴鲁鲁的讨论，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我们已接近了重大升级的边缘——但却未对其后果或其它的选择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二、由于尚未做出扩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政府决定，将向国会提交草拟议案的时间推迟到九月，因为，估计到那时，参议院将会完成公民权议案的审批。以后，批评者们曾指责说，总统在几个月中一直将议案揣在兜里，以等候时机——或者说创造时机——使它“溜”过毫无戒心的国会。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刚从火奴鲁鲁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出“对东南亚的合理军事目标”，并且，也没有批准“实现该目标的军事行动方针”。他们提出了两条方针：首先应当选择的是，摧毁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选择是，中止它对南方起义和暴动的支持。然而，他们却没有就任何一条方针提出计划。

当马克斯威尔·泰勒阅读了他们的备忘录后，他指出，这并不是“我们选择方案的准确或完整的表述。”他进而对他们的首选方针表示了反对，它将“极有可能会引起升级的风险。”

随着一九六四年共和党总统竞选运动的白热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应当辞去现职，集中精力去加强他党派中的温和派的实力。对于加强美国驻南越队伍的实力，此时正是一个绝好的良机，首先，需要选派一名尽可能强有力的大使。麦乔治·邦迪、威廉·P·邦迪和我都主动想揽下这个差事，但是，总统选中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并还委派了U·亚历克斯·约翰逊去协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兰替换保罗·D·哈金斯一事之外，此举也标志着，总统已决心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去增加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动的作用。

在总统决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后不久，由于一九六四年大选近在眼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副总统竞选伙伴的提名。新闻界早已推测过此事——例如，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就曾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我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非常了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后或许会再次考虑，并撤回邀请的。总之，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但是，总统仍有计划在等着我，八月一日他对我说，在他下一届任期中，他要我担任他“主管内阁事务的首席行政副总统。”

林登·B·约翰逊从未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的确常常要求我处理一些防务之外的事务，只要我能够做的话，我总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绝了林登·B·约翰逊作为副总统竞选伙伴提名的请求，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成功的概率极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认为，假如我能有幸来世再生，我将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训练自己，争取参加竞眩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差异，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这既是对他的挑战，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当时，我还缺乏政治家的素养和技艺，我对此了如指掌。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收到了另一份评价材料。它提出了一个疑问，总统在几天前也已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南越和老挝的丧失极有可能在东亚引起“多米诺效应”。既不会负参与决策的责任，也没有为以前政策进行辩护的必要，这些政府中最高层、经验最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他们继续说道：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