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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南越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包括美国提供的训练援助和装备物资——已经到位了，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南越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现。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形势已极为严重，但其绝非已无法挽救。

为了加强越南人的实力，保罗·D·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秘密行动的规模。这也是对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审查这类计划的联合机构303委员会也批准了该计划。随后，在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的建议下，总统批准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该计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对南越的入侵也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竟是如此的荒谬，以致于我们做出了毫无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后，对于新闻界，我的谈话还是稍有保留的。在战争期间，或许，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坦率和诚实。我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评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在支持的人们（南越人），也会使我们企图战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这是一个极为深奥、而又难以忍受的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在战争和危机时期，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彻底的坦诚，而又不使敌人受到丝毫的鼓舞和宽慰？

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充道，“我们考察了南越的计划，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获得成功”（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在对总统的报告中，我的看法则是极为坦率和沮丧的，“局势极为糟糕，”我告诉他，并预言道，“除非在随后的两到三个月中出现逆转，否则，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实现中立化已是最佳结果了，而更为可能的则是，共产党人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无论是吴庭艳的继承者，还是美方人员中都存在着问题。南越的将军们均无执政的才能，他们明争暗斗、内讧不断，在战场上却仍在节节败退。反对政变的人曾担心出现这种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结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美方人员则缺乏统一的领导，他们很少交流信息，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我严厉地指责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评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职。实际上，他从不与保罗·D·哈金斯进行接触，并独自把持了从华盛顿发来的重要电报，拒绝让对方看到电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指挥一次综合性的行动，而美国在南越的人员正处于此类行动中。我补充道，迪安·腊斯克、约翰·A·麦科恩也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打算帮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听劝阻。不管怎么说，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担任着大使的职务。

我们返回华盛顿不久后，总统收到了一份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提交的备忘录，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总统要求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此方案做出反应。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迈克·曼斯菲尔德的方案将会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并会对美国和西方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呈述了当时美国最高层文武官员们的基本看法：在东南亚，老挝将几乎肯定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会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而实际上，则接受共产党人的统治。泰国所做出的姿态将会更加摇摆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亚骚扰的马来西亚也会做出相同姿态。甚至，缅甸也会将这种局势的发展视为一种清楚的标志，即，这一地区目前将只能完全地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中（这也将对印度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泰国持有坚定的立场，即使马来西亚也做出坚定的姿态，即使诸如法国之类相距遥远、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个真正“中立”的东南亚，似乎仍无可能出现于事态的这种发展中。

在其它亚洲国家、以及在其它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国家的眼里，南越将不仅是对美国坚定性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对美国处理“民族解放战争”能力的一种特殊考验。就亚洲范围而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