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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称为“社会心理学派”。

凡勃伦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而制度由思想与习惯形成，思想与习惯又是人类本能所产生的。”凡勃伦表示，经济制度其实就是个人或者社群在某些关系或者某些作用方面的流行思想习惯；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或者某个阶段上，由各种有效的制度整体所构成的生活规划，可以广义地将它归结为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者生活理论。而就它的一般特征而言，这种精神态度或者生活理论最终又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流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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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落后了就要改良，制度也要优胜劣汰（3）

很明显，凡勃伦的这种思想受到了本能心理学派的影响。本能心理学强调的是本能在人类行为动机当中的作用，认为人类的意志活动，包括崇高的道德行为，都只是源于本能的冲动，而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受这个学派的影响，凡勃伦把“本能主义”心理学当做自己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他指出，传统经济学将边沁的“苦乐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把人视为被动的，他们只受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的动机和感觉的支配。凡勃伦对此评价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以此为前提的有关自然规律的学说和自由放任的理论等对现实问题也是没有解释力的。凡勃伦把本能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中，以它来解释思想与工艺技术的演进乃至社会制度的形成。凡勃伦的制度分析便建立在这种心理概念的基础上。

凡勃伦表示，一个社群的结构如果是由经济秩序组成，便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工业或者经济机构。这些秩序就是这个社群在和它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接触中继续其生活进程的习惯方法。凡勃伦把货币、谋利行为、私有财产、竞争、价格、企业、法律和政治机构等都说成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也就是制度。凡勃伦指出，随着习惯的进一步改变，那些很难评估并且构成过时的法律与习俗系统的关系、惯例、要求权以及特惠权，会无可避免地受到检视，并根据同一套新的有效性原则而被修改与调整。一些商业新秩序的出现，就是很多这么微小变化的汇聚或者正在汇聚的结果，是环境的改变而非理性设计所带来的结果，甚至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主要行为者对结果的任何预见。

凡勃伦运用制度分析的办法来寻找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在他看来，人具有改进工艺制作与渴求获利的本能，所以社会中形成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技术制度和满足以获利为目的的私有财产制度。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一是从事物质生产的阶级，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组成，构成技术管理员阶级；二是从事商务活动的阶级，由董事、经理与商业推销员等组成，构成企业家阶级，又叫做有闲阶级。技术管理员阶级具有勤勉、守纪律与求实的习惯，是工艺制作本能的反映；企业家阶级是人类私有权观念的获取本能的反映和爱慕虚荣本能的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二者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这两个矛盾正是凡勃伦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凡勃伦认为，产业革命以后，在生产过程中，机器操作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企业主而言，从事生产的目的绝非为了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因为企业家占有财产，企业经营统治着机器操作，生产要由他们来领导，因此机器操作尽管具有增进人类福利的可能性，然而却无法实现功能。凡勃伦指出，这种矛盾对立为全社会带来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企业经营而非机器操作，更为具体地讲，是价格的剧烈波动，而价格问题又是企业家的病态心理所引起的。当预期售价高于成本时便投产，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市场繁荣，同时信贷的发展推动了这个过程。一旦发现其售价大大低于实际价格而无法获利时，企业就会破产并形成连锁反应，便会爆发经济危机。

虽然凡勃伦批判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可是，他并不主张消灭“有闲阶级”，也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凡勃伦看来，旧制度会和新环境（人口、技能和知识的变化）发生矛盾，成为保守因素与惰性力量，环境发生了变化，人的本能也会随之而改变，社会心理也会改变，变成推动新制度形成的因素。而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所以旧制度是可以改良的，这里不会有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