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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鸡蛋和黄油炸出来的小玉米饼，加上猪排、鱼和炸子鸡。

离感恩节和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星期，4只火鸡就已买回来给喂肥了，尤金一天都要喂它们几次剥了皮的玉米。杀这几只火鸡时，他觉得这些动物欢快的咕咕声到时候会在他心里回响起来，便怎么也不忍心在旁观看。伊丽莎提前几个礼拜就开始烘制各种糕点，全家人都在关注这节日盛餐。节日的前一两天，从杂货店里抱回了一大盒一大盒副食品，除了常见的好东西外，还有许多新奇的吃食：又甜又粘的冰糖枣，清凉、饱满的无花果，全都挤放在一个个小盒子里面。还有沾了灰的葡萄干，各色干果——杏仁、核桃、肉很多的“黑鬼脚趾头”、胡桃、一袋袋的什锦糖块、一摞摞的佛罗里达橙子、蜜橘。香味扑鼻，勾起人一种怀旧情绪。

一在如此丰盛的饭桌前落座，甘特就开始操起那些钢叉亮刀分配食品，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他往每人的盘子里都放进大块的肉。尤金坐在父亲身边的高脚椅上尽情地享用，肚子被塞得鼓绷绷的。可是，甘特非要用粗大的手指按到他肚子上，直到按不动了，才准许他离开桌子。

“这地方还软，”他大叫，向小儿子刚抹干净的盘子里又添上一大块牛肉。一家人之所以承受得起这种轮番轰炸似的喂食法，完全是靠了他们自己生命力还强，也亏了伊丽莎的烹饪技术绝对上乘。

甘特吃起来狼吞虎咽，毫无拘束。他对鱼有强烈的爱好，而且每次吃鱼总要被鱼刺卡住。这已经发生过上百次了。每一次，他都是眼睛突然向上一翻，很恐怖地大吼一声，然后连哼带叫，一声比一声响，然后立刻就有七八只手过来在他背上拼命拍打起来。

“老天保佑！”他最后喘着粗气，说道，“我还以为这回完了呢。”

“我说呀，甘特先生，”伊丽莎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就不看着点吃啊？要不是抢这么快，哪至于把嗓子卡住了。”

孩子们瞪着大眼，这会儿也松了口气，慢慢回到各自位子上去。

甘特有着德国人那种万事求多的特性。他常挂在嘴上的，就是谷仓装得多么满，在宾州老家的时候东西怎么多得吃不完。

他去加利福尼亚旅行的那一路上，发现新奥尔良的水果又多又便宜，大喜过望。一个小贩给他一大串香蕉，只要他25美分，他二话不说就全买了下来。后来几天的路上，他怎么也想不通，要这么些香蕉干吗，发愁该如何处理它们。

《天使望故乡》　第七节（1）

这次加利福尼亚之行是甘特一生中最后一次远游。他是在伊丽莎从圣路易回来的第二年出的门，那年他56岁，骨架里正翻腾着痛苦与死亡的化学作用。他心里明白，自己终于还是被活生生的运动欲望和死板板的禁锢这一个大陷阱给套住了，只是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他一生就在奋斗着，要更多地探求这个世界，而不是企求占有这个世界。这是当初曾在那个少年黑眼珠里燃烧过的*的最后闪现，当年就是那渴望的*将少年带进了这片新奇的土地，走向石塑天使的微笑。

严冬将尽的灰蒙蒙的一天，他漫游万里，回到了这个大山环抱的、光秃秃的监狱。

在和妻子伊丽莎相守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有多少回从凌晨1点到5点睁大两眼，心里头明明白白地憧憬着外面的世界？满打满算，不超过19个夜晚。一次是大女儿莱斯丽出生的那晚；一次是26个月后这个女儿得小儿霍乱死去的那晚；一次是1902年5月，伊丽莎的父亲托马斯·潘兰上校去世；一次是卢克出生；一次是在向西的火车上，去圣路易看葛罗夫；一次是（1893年）在游乐园，那次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黑佣人塔丢斯·埃文思老爹去世；一次是1897年3月，和伊丽莎在一起，在艾塞克斯上校的尸体旁守灵；1897年的7月底，伊丽莎得了伤寒，瘦得皮包骨头，脸色惨白，都以为她活不过去了，他一连三夜守在旁边；还有一次，1903年4月初，卢克得伤寒差点送命；一次是因为格里利·潘兰的死，这位内弟得了肺结核，死时才26岁，他性情友善，会拉小提琴，最善于说潘兰家人的那种双关语，还会在小额支票上做手脚，为此他蹲过6个星期的牢；还有5个夜晚，那是1905年1月11日到14日，自己害风湿病右半身不能动，躺在床上受苦受罪，诅咒自己、诅咒上帝；一次是在1896年2月，守着邓肯家11岁的女儿珊迪的尸首；一次是1895年9月，被关在市里的牢房里，后悔、羞惭、极度痛苦；1896年6月，北卡罗莱纳州的彼得蒙市，在基利疗养院的一间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