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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许多年来，在我的创作意识里是没有题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平原”是我在心中划出的一块“宝地”，并非特指乡村。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乡村是记忆的根，我也一样。可我毕竟出生在城市，五十年来，大多时间也生活在城市，人的精神变化是随着时代重心的转移而变化的，我的记忆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先后研究了上百个商海中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已成了压在人们头的上一座大山，一个“卖”字，象溅着火星的烙铁一样烫在人们的心上。如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舞蹈……这部长篇，对于我来说，只是在精神“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而已。

记者：你以往的作品，对官场、对农村政权的阴暗面大多持批判态度，主要人物多是灰色的或多色调的。在这部长篇里，你实现了从“官场”到“商场”的成功转型，在小说中塑造了任秋风这样一个商人形象。这其中寄寓着什么理想和思考？

李佩甫：从文学意义上说，我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批判”，而是另外两个字：“丰富”。社会生活的丰富，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和“坏”的问题，是精神指向的多元。在“大地”之上，人，做为一种“植物”，我关注的是一种生命的过程，是“植物”生长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树”的长势和纹理，在一定的气候和土壤之中，它的生长状态等等。对于任秋风这个人物，我突出的是一个“变”字，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人物，是一个本意要走向伟大和崇高的人，在金钱的压迫和冶炼中一步步“投降”的过程，那“白旗”是怎样一点点举起来的。有很多个夜晚，我的确是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像一个游魂。我看着灯下的脸，我一直在阅读人的“脸”，期望着能破译出一点什么来。对城市，我已读了很多年了，这算是我的一个读本吧。

记者：小说描述了任秋风和上官云霓、江雪、陶小桃、苗青青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这些人物在特殊的际遇中，从性格到命运都发生了许多不可控制的变化。你将悲悯的情感更多地藏掖在暴力化的灾难场景之中，使亲情之爱、人道关怀等更多地成为苦难的支撑点，成为反人性的历史境遇中一种奇特的救赎力量，从而使故事在人性的揭示上变得非常开阔，也非常丰富。所以，《等等灵魂》给我的感觉是，你试图在重构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比自己以往的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叙事”。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

李佩甫：生活是很复杂的。比如，单一的年代，我们渴望多元；多元的年代，我们渴望纯粹。可单一了，自然会走向纯粹，但同时也会导致极端；多元了，自然会走向丰富，但同时也带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写了这个时代的四个女性，这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生长的四个都市女性。她们是多么美丽，多么敏感，又是多么柔弱！写这四个弄潮儿，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四个都市女性一旦出现在纸面上，就已经不归我控制了，她们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和目标……我眼看着她们在情感生活里越走越远，而无能为力。这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只有任她们按自己的轨迹行走，是她们自己在讲述各自的情感故事。这部长篇是贴着生活走的，我不想进入荒诞。

记者：你十分注意小说语言的提炼，从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开始，就形成了自己清新蕴藉、耐人咀嚼的语言风格。在《等等灵魂》这部小说中，我注意到你的语言更加圆熟、具有诗性的张力。音乐般的节奏，诗歌般的句式，细致入微的描绘，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你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美的语言？你刻意追求这种对比强烈的语言效果的目的是什么？

李佩甫：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思维，形式就是内容。时代就像是一艘颠簸的船，在一片嘈杂声中，在一片晕眩里，在波及每一个人的“买”与“卖”的漩涡中，在灵与肉的切片一张张挂出去之后，我已顾不得语言的问题了，我只是跟着走。当然，有时候也停下来，把笔尖磨一磨，使它更锋利些。但是，坦白地说，在这部长篇的表达里，我几乎已忘记了语言。

记者：小说最具震撼力的是对细节的精心处理。譬如在叙述任秋风转业回来看见妻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