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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的故事。反正这时正是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何不住下来看个究竟？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本书就是我这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日两个月走马观花的结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用“访谈实录”和“追问笔记”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故事，一些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故事。我还会追问这些做法后面的想法，以及实际操作的方法，并尽可能给出一个说法。做法、想法、方法、说法，加起来就是“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是在成都发现的，所以叫“成都方式”。实际上，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当、可行、符合实际、事半功倍的方式，以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看来，这事已经有了些眉目，也有了点成果。而且，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使理想变成可能。这样一种实践，不会没有借鉴意义吧？

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让我们走进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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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

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善投资环境，重新规范政府

2005年9月28日，成都西藏饭店1188室。

转眼间快两个月了。秋后的成都不再阴雨绵绵，空气也开始变得清爽。阳光从云缝里懒洋洋地洒落下来，给了街市上的人们一个好心情。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把握成都的故事与经验。由于“职业病”的缘故，我总觉得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逻辑关系。找到这些逻辑关系，并把它们表述出来，是研究者的任务。但是，任何真知都只能产生于实践，任何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研。因此，我们还得把成都做的这三件事情──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再来梳理一遍。

先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我们知道，在前面讲述的“成都故事”中，“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做得最早的。我听邓全忠详细地谈过它的来龙去脉，也访问过许多人，很清楚这事可没有什么“事先设计”，完全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

事情的缘起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有人反映他们投资办企业实在太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就算没人告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也是要搞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加快城市的发展。这必须研究发展的规律。于是，市政府就责成计划委员会牵头，对成都市从建国到2000年经济发展的轨迹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哪个时期发展得快哪个时期发展得慢，原因又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成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增长。也就是说，成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的。

于是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那就是要发展成都经济，就必须吸引投资；而要吸引投资，又必须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有问题。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本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是企业的事。企业投资，企业经营，企业管理，企业受益，企业承担风险。投对了，企业发财；投错了，企业吃亏。这就叫“谁投资谁负责”，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管理方式却不是这样。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要由政府说了算。如果出了问题，则由企业来承担。也就是说，政府决策，企业埋单。

这没道理，但有原因。原因就在于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花的是国家的钱。你花我的钱，我当然要管。谁来管呢？计划委员会。所以当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大得吓人。但是到了2000年，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来资金已经占有相当份额。人家花自己的钱，还要你来管他怎么花，就有点不讲理了。特别是外资企业，很不适应，觉得政府简直就是越俎代庖，徒然害得他们贻误商机。这就非改不可，尤其是投资体制要改革。当然，投资体制不等于投资环境。投资体制改革了，不等于投资环境就一定改善了。但体制是核心的东西。体制不改，环境的改善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要分析投资体制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结论，认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效率极其低下”，原因主要是管得太多。本来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也要来管，自封“婆婆”，没事找事，计划经济变成了审批经济。你就是开个小餐馆，也要政府来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