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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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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脚下（2）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