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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团体、信息公开的义务、禁止收取钱物等法律而受到束缚。日本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实施的官僚机构，它对社会掌握控制权，甚至包括社会细节。各省厅在秘密地运作着，不仅受到外国压力的保护，大体上也从国内的政治体制中独立开来。学校教育学生默默顺从，为此，反对运动罕见。警察不深究腐败，法庭不进行惩处。不仅如此，因为官僚与产业界沆瀣一气，暗中的利益交换被制度化了。从股价、超市的西红柿、直到教科书的内容，公务员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说恐怕也不为过。由此看来，日本可以说是提供了官僚统治国家会如何变化的一个“试验案例”。

官僚制度最近总遭到媒体议论，诸位读者大概已知悉其详，但我想趁这个机会，如果让外国人如今能重新审视一下日本的状况应该很有意义。首先，日本的官僚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最不一样的是，官僚自身成了一种结构，它从自身管辖下的事业获利。比如说，政府退休官员和各省厅的团体持有下属承包企业的股份。

特殊法人

官僚权力的工具有多种多样，但没有比“政府退休官员去民营企业任职”更强有力了。他们退职后，官僚在其原先任职省厅控制下的产业界和外围团体得到职位。例如，财务省的官僚任银行要员、国土交通省官僚当建筑公司的要职、原警官任弹子房游戏机行业的负责人等等，这种职务获利很大，退职官员除了得到2　000万日元的正规年薪，非正式的年收入有3　000万日元，6年以后获得2　000万退职金。合计6年竟有亿日元。

各省厅抵抗着试图限制退职官员的尝试。有农林水产省官员说：“因为再就业受到保证，所以能够以比民间低廉的工资常年工作。”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系统：企业雇用原官僚，作为回报，企业得到官员的庇护。

官员去民间企业任职这经常被报道，最幸运的官僚是，在补助金下发的半官半民组织网络中的某个地方得到职位，获得利益。这样的组织中，具有巨大能力的是特殊法人（其44％的理事是退职官员），另外，从那里退职后就任第二类公益法人负责人。对于这些组织，官方调查几乎无法介入，它受到政府监督部门的保护。因为监督者他们期待着轮到自己时能够获得退休官员的职务利益。

日本汽车联盟（JAF）就是特殊法人之一。日本汽车联盟本来是为了向日本汽车司机提供道路服务而设立的，在每年480亿日元的预算中，被用于道路服务的仅占10％，剩余的部分几乎都被从国土交通省和警察厅退休官员吸光了。他们从日本汽车联盟和其子公司的皮包公司获得双重报酬。另一方面，日本汽车联盟实施逃税，1996年居然漏报70亿日元。日本汽车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何处谁也不知，这就是特殊法人操纵账簿魔术的典型案例。

特殊法人是官僚国家的中枢，这又与土木建筑业呈几乎相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大多是因落后于时代，许多呼声要求削减或废除特殊法人。但热闹的只是这种呼声而没有实质性行为。特殊法人和其子公司雇佣有58万工人，如果加上赡养家族，抚养着超过200万的人口。这么众多的劳动力通过这些法人依赖于政府的施舍，这与政府无法削减建设预算一样，无法急剧缩小特殊法人。无论被如何论说，特殊法人是把政府资金分配到各个方面的水龙头，因为产生巨大的利权，所以，不能轻易废止。2001年小泉政权的一大目标就是特殊法人改革，不要说超级大团体道路公团，就连像住宅金融公库那样的组织都激烈反对，改革不能如愿以偿地推行。

退休官员背负着黄金降落伞降落，他们另一个软着陆地点是，政府咨询机构和协会。如“电气通信终端机审查协会”和“无线电设备检查检验协会”这样的团体，管理基准，推荐新的基准，而运营协会的是退休官僚。如同罗伯特·奥尔在《日经周报》所撰写的那样，“刚想要废除某种限制，立即有石壁阻人。因为限制废止关联到破坏官僚轻松再就业的单位。”这就是日本各种基准设定总是比世界要迟缓的一个原因。

官僚不仅对下行使权力，也对上即政界建立联系，并对上施加强烈的影响。政治家与某一省厅联手，这就叫“族议员”，比如说，原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为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员。企业给族议员提供巨额献金，议员通过关联省厅确保合约。在这些里面，坐于巅峰的是建筑族，连金丸信存有60亿日元都知晓。

《艾丽丝漫游仙境》

通过那些规定，会有如此之多的金钱流入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