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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专家知识分子的兴起，认为：“一种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human　capital）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moneyed　capital）将作为特殊的实例。”阿尔文·古尔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考察以上一些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界定并无统一的、既定的标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从工作方式向闲暇生活方式、从有形财产占有向各种抽象资源占有的过渡。

在此基础之上，各国关于中产阶层研究的具体实践同样证明了中产阶层内涵与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步关系，同时，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分类标志。在美国，福塞尔没有继承米尔斯的职业分类标准，而是将格调作为衡量中产阶层资格的重要尺度。福塞尔，同前引书，　1998。日本的新中产阶层（工薪阶层）起初基本由职业界定，指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及企业、公司的白领雇员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文芸春秋新社，1960。；但伴随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中产阶层的内涵演变成了“新中间大众”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而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贫富分化的加剧，又诞生了一批以高新科技、跨国资本等为依托的中产阶层消费新贵。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在韩国，地位意识是中产阶层自我识别并影响社会的基本概念，“生活方式的原则”成为韩国中产阶层赖以确立的根本组织原则。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8�芬兰学者考察欧洲的新兴中产阶层时，同样认为它是“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并将文化气质、道德取向等作为界定的重要标准。Pekka　Sulkunen；　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　Ashgate　Publishing　pany；1992�而在中国的台湾，“骤兴的中产阶层”也“更倾向以消费与生活方式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属性”。叶启政：《台湾“中产阶层”的文化迷思》，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0，第116页。

标签与中产阶层

如上所述，中产阶层理论的传统使得我们的视角进一步集中到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上。实际上，在中产阶层与作为标签的休闲生活方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1�标签的形成：有闲阶级的逻辑

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独特的潜在逻辑，美国近代经济学家凡勃伦通过对贵族阶层的考察极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凡勃伦看来，“明显有闲”、“明显消费”等金钱竞赛手段是那些拥有足够的财产与地位的贵族阶层生活方式的精髓，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借助这种“炫耀性”消费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和阶层地位：“在明显浪费定律的淘汰性监视之下，产生了一种公认的消费准则，它的作用是使消费者在对物品的消费上，在时间与精力的使用上，能够保持高价与浪费的一定标准。”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85页。

在强调贵族有闲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身份而进行求新努力的同时，凡勃伦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方式变迁背后的经济因素以及与这种变迁联系得最为紧密的阶层类型：“对于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跃动机的，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标准的，就是处于必须改变生活习惯这种地位的个人。”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142～143页。凡勃伦以此预示了中产阶层对标签的注重。当时，所谓的中产阶层还处于经济上尚未完全摆脱穷困、政治上颇显羸弱的地位，远未形成日后强大的阶层力量，但其模仿、攀比上层生活方式的积极性在凡勃伦的描述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凡勃伦认为，“每个阶级所羡慕的、所要争取列入的总是刚好比它高一级的那个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　77页。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