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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雕石栏杆，气度森严的松杉林带，使这座新墓确实很庄严也很豪华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隐隐的失望！瞅一眼身边神色凝重的陈女士，我只嗫嚅了一句：不像啊……哪知，一旁的陈长璞也点起了头：“是啊，我们不满意。”一袭黑衣裙的陈长璞离我远远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后，我反倒不愿来了，真的，今天不是为陪你，我是不会来的。”直言不讳，真乃独秀先生之后也！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陈墓，倒像民国时代的哪位军政界显要的陵寝——像我看过的长沙岳麓山中的黄兴、蔡锷的墓？抑或，像南京钟山里的廖仲恺、谭延他们的墓？唯独不像一个毕生鼓吹民主与科学的大思想家、一个倡导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文学家、一个主持过最先进的政党的大政治家的归宿。我很快就与陈独秀的后人有了相同的遗憾：墓应该保持原貌，以昭示陈独秀先生的平民意识和历史沧桑感；现在这座高达四米的大冢与阔达九百平方米的两层墓台，与毕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世不符。而且，集古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字镌刻的碑文也让人略感硌眼——称“陈独秀先生”准确吗？按现时中国的政治习惯，“先生”只用于称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陈独秀青年时即投身革命生涯，在同盟会时即被叫成“同志”，之后，他手创了中国共产党，且至死也没放弃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动，称“同志”何尝不可？面对一代先哲的亡灵，面对先哲的襟怀坦荡的后人，我一时无语。便俯身在脚下的野草地里觅得几株无名的黄花，集成束，恭敬趋至墓前，双手捧至碑座上，然后，为这座新碑轻拭浮尘。正值“七一”期间，没有官方的大花篮，却有一簇开败了的鲜花置于碑座下，一页白纸粘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并不讲究的毛笔字写得人心发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饮水思源瞻仰我党创立人陈独秀先生陵墓

“这些年来，总有人自愿地来墓上献花，也写这类字，我们也不知道都是谁。”陈长璞有些感动地说。这时，一队小学生熙熙攘攘地列队而来。当地的老师们无疑把这里当成了未挂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长璞说，只在爷爷生日或忌日时，安庆市政协和陈独秀研究会的会员们在墓地举行纪念活动。看来，性急的安庆人已在民间为自家产生的世纪伟人平反了。从陈长璞的讲述和有关资料中，我知道了这座不寻常的坟茔的变迁。

陈独秀墓前，摆放着人们自发敬献的鲜花……

此地为安庆北郊十里乡叶家冲，现名林业村。我看到的附近的那座二层小楼，原先是林场办公室，1995年被安庆市政府租下，辟为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和陈墓管理办公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陈松年将父母合葬后，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陈独秀最早的名与字：

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子松鹤年泣立

延年与乔年，早已与父亲相逢于九泉之下，所以他俩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鹤年乃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里，松年每年尚能前来扫墓，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陈家人几乎再未至此。令我颇感意外的是，陈松年一家在那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并未遭受过分的折磨！比比陈长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陈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灵的护佑。陈长璞的那位姑姑叫陈子美，是祖父与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后第二年所生的女儿，也是鹤年的姐姐。“文革”期间，陈子美因系陈独秀之小女儿而备受凌辱甚至毒打，1970年前后失踪。世人咸谓斯人已自尽矣，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中”。然而，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原来，陈子美尚在人间，且在美国，时正面临生存危机！该文披露，当年，陈子美实在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竟以五十八岁的老妪之躯泅海偷渡，而维系其性命的，只有绑在身上的五六只酱油桶！苍天保佑，她居然成功地抵达香港。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国，未等见其弟（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苦命的女人，把两个儿子接到了美国，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八十八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