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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选民而达成了

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

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到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

怀里一年掏走

275　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

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

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

”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

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帐目，就是什么帐目。它说

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

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

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

“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

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

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

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

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

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

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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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

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

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

各级政彛��

r　/》　？？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

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

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

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

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

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

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一

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

27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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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

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粒�淮恚��

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

“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